01 背景概述：从政治僵局到“默茨时刻”

2024年11月，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走到了尽头。这个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三党联盟，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小的制度缝隙。财政扩张与债务控制、移民政策的松紧尺度、气候转型的节奏先后，党派之间的摩擦日积月累，最终在一连串未公开的谈判破裂后，演变成了正式的政府解体。虽然确切的导火索仍未完全明朗，但几乎没有人对这场分崩离析感到意外。

提前选举由此启动。2025年2月，联邦议会重新改选，结果并未带来明确的政治答案。联盟党（CDU/CSU）虽然以28.5%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却同时刷新了战后胜选者的最低得票纪录。紧随其后的，是得票率高达20.8%的德国选择党（AfD）——极右翼力量不仅继续坐大，还第一次逼近组阁博弈的边界。社民党作为前政府主导党，则在选举中失利至历史低点，滑落至第三位。

一边是主流政党的集体失速，一边是极端话语的加速上行，德国选民在这次选举中传递出的信号复杂而尖锐。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负增长后，直到2025年第一季度才开始出现回暖迹象。但这轮回升并不足以形成实质性转机，尤其在美国加征关税、全球贸易环境紧张的背景下，服务业持续承压，民众的消费意愿普遍疲软，信心尚未修复。

政治失序与经济低迷叠加之下，选民的耐心变得稀薄，选票最终推高了极右翼，也迫使传统大党重新思考自己在政治重建中的角色。默茨的上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抬到台前——面对经济疲软、社会分裂与国际压力，德国急需一个重新定位内外政策的新起点，而默茨政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02 选举过程与结果

默茨最终上任的过程远没有看上去那样稳妥。从达成组阁协议，到成功通过议会投票，这位联盟党领袖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政治考验，也让外界对新政府的执政稳定性打上了早早的问号。

选举之后，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达成组阁协议，决定重启大联合政府。这是一个略显“复古”的组合，但在当时的议会格局下，也几乎是唯一现实选项。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的强势崛起，使得传统政党之间必须尽快联合以阻断其进入执政边界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大联合政府的产生更多是一种战略性防御姿态，而非基于政策共识的自然契合。

这套政治安排在数字上勉强成立。联盟党与社民党共计掌握328席，仅比法定多数多出12席，形式上可以保障政府运作。但真正的问题出现在执行阶段。5月6日，联邦议院举行总理选举第一轮投票。默茨只拿下了310票，未达到316票的绝对多数要求。这意味着至少有18位联合政府议员选择投出反对或弃权票，直接暴露出政府内部的松动与不服。

这是战后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理候选人未能在首轮投票中成功当选。这种情形在德国高度制度化的议会传统中极为罕见，也让默茨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媒体争相放大的焦点。虽然在第二轮投票中，他最终以325票获得通过，顺利当选为德国第九位联邦总理，但这场不合常规的选举，注定将成为他政治履历上的一道警示。

更关键的是，这次波折并非偶然，而是联合政府内部张力的直接体现。社民党内部分议员，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默茨领导的保守政策倾向早已有所不满，部分人甚至在联合协议签署时就曾公开表达过疑虑。此次议会投票中这些声音集体失声，转而通过投票结果对其领导力提出实质性挑战。这不仅打破了德国政坛一贯讲求程序服从的政治习惯，也预示着今后默茨政府在推动政策时将面临反复的内部掣肘。

议会之内波动未止，议会之外的回响也早已积聚成形。早在总理选举前数月，默茨就因在移民法案表决中接受德国选择党（AfD）支持而引发争议，被批评为突破了主流政党与极右翼之间的“防火墙”共识。这一行为在社会层面激起强烈反应，多座城市曾爆发抗议活动，尤其集中于其移民与安全政策的右倾立场所带来的隐忧。抗议者担心，这不仅可能冲击德国一贯强调包容与法治的政治传统，也有可能为AfD议题的“主流化”打开制度缺口。

AfD当然没有错过这个借势发声的机会。其联邦议会党团领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在社交平台X上公开呼吁重新选举，声称默茨的胜选“缺乏清晰的民意授权”。虽然此类言论在制度上没有实际推动力，但它精准刺中了当前德国政治格局的核心焦虑：主流政党是否还能代表社会共识？或者，它们只是用技术性多数维持着一个逐渐失去公众信任的统治结构？

在国际层面，默茨的上台则引发了更积极的期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一时间送上祝贺，表示期待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强领导力；而默茨本人也迅速宣布将于5月7日前往法国与波兰访问，表明新政府将恢复德国在欧盟与邻国事务中的参与姿态。经过多年的低调外交与内部牵制，柏林政界似乎准备重新走上主动塑造秩序的舞台。

但问题是，这场重返舞台的动作，是否有足够稳定的国内支撑？默茨赢下了议会投票，却未必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掌控。对他而言，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03 政策优先级与挑战

默茨政府上台之初面临的政治局势颇为复杂：一方面是社会对经济恢复、移民治理和安全政策的现实期待；另一方面是议会内部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以及来自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持续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提出的政策议程必须兼顾效率与妥协，其推进过程既是一场治理博弈，也是一场关于执政正当性的再建工程。

国内政策

在国内议题上，默茨试图以一套偏向保守和市场取向的政策组合回应经济停滞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提出通过减税、放松监管、压缩官僚体系等方式激活市场活力，并简化行政程序，以提高就业吸引力。这一思路延续了联盟党一贯强调的“做减法式治理”理念，意在修复企业信心和财政纪律的联结。但在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社会保障诉求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这类改革也面临削弱公共服务能力的争议。

在移民政策上，默茨政府同时释放出控制与引入的双重信号。一方面主张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与庇护程序改革，以回应选民对非法入境与治安问题的担忧；另一方面又提出设立数字化移民机构，定向吸引技术劳工应对人口老龄化。这种“双轨策略”本身并无矛盾，但问题出在政治操作层面：默茨在推动移民法案过程中曾接受德国选择党的议会支持，引发了有关政治底线与治理策略的激烈讨论。这一行为被批评为打破主流政党与极右翼之间的默契，也损害了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与社会信任基础。

能源和安全政策同样展现出默茨“再平衡”的政治倾向。面对企业界对脱碳成本的担忧，政府计划重新审视2035年禁售内燃机车的政策，适当调整气候目标在经济议程中的排序。而在国防层面，默茨提出提高军费开支上限，甚至主张修改宪法，以突破债务限制机制的掣肘。同时，他倡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提升战略决策效率。这些设想回应了外部安全形势的现实挑战，但也可能在财政资源有限、社会共识不足的条件下引发持续的政治拉锯。

外交政策

在外交议题上，默茨政府试图摆脱前任政府被动防守的姿态，恢复德国在欧盟与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导位置。最直接的改变，是要求内阁成员加强参与欧盟事务，提升决策效率，结束德国长期在布鲁塞尔政策讨论中“弃权”或“消极投票”的低参与状态。这既是一种程序性修复，也隐含着德国希望“重新发声”的战略姿态。

对美关系方面，默茨强调继续维持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但也意识到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下，美德关系将面临新的调整。他提出重启类似TTIP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构想，意在为德美关系提供更稳定的经贸支撑，但这一设想的前景仍取决于美方意愿与欧盟内部的协调能力。

乌克兰问题上，默茨延续现有立场，明确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强调对俄罗斯威胁的应对，同时保持“援助而不参战”的政策底线。这一立场在欧洲主流中具有广泛共识，有助于保持德国在欧盟安全议题中的建设性角色。

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对华政策的转向。默茨明确表示将中国视为“对德国安全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对前任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中国投资的决定提出公开批评。他主张推进“去风险化”而非全面脱钩，支持企业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强调中德经济关系仍具有现实必要性。在外交语言上，他将中国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并列为“专制轴心”，显示出其对外战略中的价值导向明显加强。在实践层面，这一定位虽可能提升德国在西方战略同盟中的认同度，但也会带来中德关系的紧张与外贸领域的不确定性。

同时，他也提出重启德波友好条约，加强与法国的对接，并推动在印太地区建立欧盟海军基地，试图在区域安全事务中扩大德国影响力。这些动作展现了德国外交策略的外延性重建，但其可持续性仍有赖于国内政治稳定与欧洲内部的共识基础。

治理挑战

尽管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但默茨政府的推进空间受限于三方面的结构性挑战。

第一是联合政府自身的脆弱性。联盟党与社民党共掌328个席位，在议会中仅具微弱多数。默茨在首轮总理选举中未获通过，已经说明联合政府内部存在实质性异议。特别是社民党年轻一代议员对默茨的政策风格和执政姿态普遍持保留态度，在移民、财政和气候政策等关键议题上可能持续构成牵制力量。

第二是德国选择党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在部分政策推进中，默茨政府被迫面对AfD的议会存在，甚至在技术层面上接受其投票支持。这种现实主义操作虽可换取短期议会优势，却可能破坏传统政党的制度边界。一旦极右翼话语持续渗透至主流政治中，其长期代价或将是政治正当性与治理可信度的双重流失。

第三是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可忽视。一方面，默茨提出要振兴经济、减税提效；另一方面，又主张提高军费、强化安全、稳定债务。这些目标在当前财政环境中难以兼容。除非政府愿意在某些领域做出明显让步，否则其预算结构将持续承受紧张压力。

在这三重挑战下，默茨政府的政策推进很难依靠单一议题形成突破，更可能是一场持续的协调政治，在多数博弈、社会期待与制度约束之间维持相对稳定。

04 当选产生的影响与预测

影响

默茨的当选并非一次简单的权力更替。他在联邦议院第二轮投票中才勉强获得多数，成为德国战后首位未能在首轮投票中当选的总理，这一罕见情况本身就揭示了当下德国政治格局的不稳定与联合政府结构的脆弱性。从他当选的过程到施政纲领的提出，默茨都显露出试图以“强势修复”来回应当前治理焦虑的意图，然而，这种修复能否带来长期秩序，却仍充满变数。

在国内政策方面，默茨的议程整体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右倾导向。围绕移民、经济与安全的政策调整，是他政府上台后的核心议题。移民方面，他主张收紧边境控制与庇护制度，强调国家在移民流动上的主导权，而这一主张与他在野时期的言论基本一致。与此同时，默茨也试图通过设立联邦数字移民机构，引入更多技术劳工，以解决德国劳动力短缺问题。这种在控制与开放之间来回调节的策略，虽具一定现实针对性，却也面临着合法性争议与社会接受度的双重压力。

在经济领域，默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减税、放松监管、削减官僚程序等，旨在激活德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动能，恢复“欧洲经济引擎”的核心地位。这一思路受到企业界欢迎，尤其在德国经济连续两年陷入技术性衰退后，市场对政策明确性和结构减负存在强烈期待。然而，这些改革举措所依赖的财政空间并不充裕，而默茨一方面承诺提高国防支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另一方面又主张维持债务刹车机制的制度框架，其内部张力不容小视。在没有新的收入来源或跨党派财政协议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型安全政策与紧缩型财政理念之间的矛盾，可能成为后续施政的结构障碍。

而在能源与气候政策方面，默茨政府显示出对前任政府战略的修正意图。尤其是在2035年禁售内燃机汽车政策和气候目标排序问题上，他主张对转型节奏进行“现实化”调整。这一立场回应了德国制造业对过快转型节奏的担忧，也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政策适应期。但与此同时，环保团体与绿党内部声音也在持续施压，认为这种“务实”背后隐藏着退让与模糊。这一领域的政策争议，很可能成为联合政府内部矛盾长期存在的触发点。

在欧盟层面，默茨强调德国应重新恢复在欧洲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尤其在国防、安全与对外政策协调方面提出多项主张。他主张结束德国在布鲁塞尔政策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弃权”与“缺席”现象，要求各部门加强对欧盟政策的主动参与与技术对接。这一调整方向明确，也与法国等国呼吁的“欧洲战略自主”形成一定共振。但必须指出的是，默茨政府本身基于微弱议会多数组建，在对外政策协调上也受限于联合政府内部一致性的可持续性。一旦内部不稳延伸至对外议题，德国在欧盟层面重塑主导力的愿景很可能面临反复。

默茨对中国的立场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方面，他多次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主张减少对华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并在人权和价值观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例如，他曾批评前任总理朔尔茨允许中资入股汉堡港，认为这将威胁德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默茨也认识到中德之间深厚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潜力，强调德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德国联盟党将高度重视中德合作，关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并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这种在强硬与务实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反映出默茨试图在维护德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对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挑战。德国中小企业联盟（Mittelstand）已多次表达担忧，认为政府不应过快采取对华政策转向，以避免丧失竞争地位。中国方面虽表示希望与新政府保持“稳定、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但在默茨上台后，双边关系已经进入调整期，未来的互动可能更趋审慎与策略化。

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框架下，默茨延续了对乌克兰的援助立场，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希望通过强化北约威慑力来应对俄罗斯的安全挑战。这一政策符合欧盟与北约的共同基调，也有助于稳定德国在跨大西洋战略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但在面对美国可能转向更强硬的“交易主义外交”时，默茨政府将必须同时平衡两个方向：一方面维持美德传统联盟关系，另一方面推动欧盟提升自身防务与外交自主能力。这种双重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国内政治的稳定支持，也需要在欧盟内部特别是与法国之间建立更稳固的政策协调机制。

预测

展望未来，影响默茨执政表现的关键，不在于他是否具备政策意志，而在于其是否能在制度内部建立起足够的政治韧性。

联合政府的走向将是首要变量。在最理想的情形下，如果执政联盟保持内部协调，默茨所提出的经济减负与安全扩张政策能够逐步落地，德国有望重新确立其在欧盟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有助于稳定欧洲议程，也将在全球舞台上重塑德国的战略信誉。尤其是在防务与能源政策层面，德国若能主动引领区域性协调机制，将为自身争取更大外交回旋余地。

但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有赖于联合政府能维持高度纪律性与策略统一，而这正是目前所缺乏的。默茨在首轮总理选举中失利的现实，已昭示出联盟内部不小的分歧。在最坏情境下，若联合政府在关键议题上失控，导致组阁破裂或执政瘫痪，将直接削弱德国在欧盟内部的政策一致性和对外发声能力。国内政治不稳定不仅会导致政策执行迟滞，更可能被极右翼政党利用，进一步推高其在选民中的支持度，从而撼动德国政党的传统格局。

而在更可能出现的情形中，默茨政府将在持续协商与反复妥协中维持一个有限推进的政策节奏。在议题选择上更趋谨慎，在策略部署上更注重次序与节奏，从而实现渐进式的成果积累。这种局面下，德国对欧盟的影响力可能缓慢回升，但内部资源将更多被用来维持执政稳定，难以集中于战略性结构突破。在这种状态下，默茨的施政节奏既不会过于激进，也难以迅速兑现其全部政治设想，政府表现将在务实推进与制度掣肘之间不断摇摆。

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还将受到中美关系演化的显著制约。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持续升级，德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技术、安全与贸易议题上势必承受越来越大的结构性压力。默茨虽强调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但面对美国可能强化对华对抗态势，德国是否会被进一步拉入“价值同盟”的战略框架，将成为影响其对外政策回旋空间的关键因素。在中美之外寻求“战略自主”，虽是欧盟共同语言，但德国本身的制度惯性和对美国安全承诺的长期依赖，使其难以在短期内真正摆脱对美关系的牵引。

与此同时，欧盟内部的协调情况同样关键，特别是与法国之间的合作意愿。默茨若希望在对华战略、财政规则改革、绿色转型等方面推动欧盟达成统一立场，必须重新巩固德法轴心的协调能力。在当前法国政府自身面临国内约束、欧盟内部分歧加剧的背景下，这一过程本身也将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谈判场域。默茨政府若无法构建稳定的德法沟通机制，其在欧盟中的主导角色也可能流于象征。

预计在中短期内，默茨将延续“去风险化”战略，推动减少对中国市场的系统性依赖，并加强与欧盟及美国在技术、标准、供应链等方面的协调。然而，考虑到德国经济对出口的结构性依赖、以及中国市场在多个行业中的不可替代地位，“全面脱钩”几无现实可能。这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将长期处于“政治谨慎—经济互赖”的双轨态势之中，默茨所能做的，更多是管理风险，而非解除结构。

05 军事同盟、联盟与数字联盟

默茨的当选标志着德国政治路线的明显右转，也为联邦政府在经济、移民、安全及外交政策方面带来了全面重组的可能。从减税与放松监管，到移民制度收紧、军费扩张与对华政策趋于强硬，默茨试图以更明确的优先级回应国内外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治理挑战。在欧盟层面，他强调德国应重返主导地位，推动更具战略统一性的欧洲议程；在全球层面，则致力于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强化跨大西洋合作，调整中德关系风险结构。

但这一系列调整发生在制度脆弱性上升的背景之中。联合政府议会多数极为有限，首次总理投票未果暴露了内部异议的结构性存在。在此基础上推动政策重构，需要更强的政治协商能力和治理节奏的把控。与此同时，德国社会内部在移民、气候、对外关系等关键议题上仍存在高度分歧，默茨所代表的保守政策主张可能面临持续的舆论压力与议会掣肘。

可以预见，默茨政府未来的成效不在于是否提出了新的战略方向，而在于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稳定性与操作空间，将这些方向转化为可持续的政策成果。在联盟不稳、极右翼持续上升、全球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内稳定与国际角色的协调，才是默茨能否兑现其执政承诺的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