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逐渐从传统大国的“影子外交”中走出，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韩国在疫苗分配中的“全球枢纽”角色、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斡旋尝试均表明，中等强国正从“被动规则接受者”向“主动议程设置者”转变。

01  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争相上台”

1 中等强国的界定及其崛起的时代背景

（1）中等强国的概念界定

中等强国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和外交政策领域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其定义和界限并不统一。综合来看，国际社会主要从物质实力、地缘政治和行为模式三个维度综合分析其内涵。首先，从物质实力来看，中等强国处于大国之下、小国之上的独特位置。这种分析是一种基于量化的方法，通过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规模、领土面积和军事力量等指标来界定该国是否处于中等强国之列。根据这一标准，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凭借其可观的经济体量和军事实力，在区域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量化数据来看，2023年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的GDP在全球均为前20之列，分别排名全球第12、13、16和19名，人口或领土面积显著，军事支出足以支持其在区域事务中的角色。

其次，从地缘政治维度来看，中等强国拥有突出的战略枢纽地位，往往位于地缘战略要冲，从而被称为“支轴型国家”，进而奠定了其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特殊的地缘位置意味着这些中等强国在面对大国的安全施压时，往往不会倾向于成为大国在区域内的“代理人”，而是可能拒绝合作，独立行事；如果支轴型中等强国的地区关切非常强烈，反对超级大国的干预，这些国家甚至可能会破坏超级大国的计划。支轴型中等强国如土耳其连接欧亚，控制黑海出海口，年均承载全球3%-4%的石油运输；印度尼西亚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东南亚航运枢纽。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他们超越常规国力的战略影响力。

最后，物质实力和地缘位置仅是成为中等强国潜力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需要将这种能力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相结合，如采取以多边主义、调解、联盟建设和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为重点的外交政策，才能获得中等强国地位。中等强国的外交政策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第一，支持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因为这些机制对大国的限制更大。第二，在国际组织内，中等强国由于相较于大国的实力有限，倾向于加入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以获得影响力，例如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中的凯恩斯集团。第三，由于能力有限，中等强国将外交努力集中在全球治理中能够有所作为的特定问题领域，而不是试图覆盖整个范围。第四，由于中等强国以诚实的中间人而闻名，它们往往在冲突调解和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上述衡量标准以及国际社会的经验，中等强国团体主要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等国家。

（2）中等强国崛起的时代背景

当全球体系出现变动或断裂时，中等强国的重要性便会凸显。历史上，中等强国外交经历了三次不同的浪潮。第一波与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有关，重点是通过联合国和相关机构推行多边主义。第二波则是冷战后，与特定问题领域相关的特别行动，如反地雷、促进国际刑事法院和保护责任。第三波是全球政治多极化以来，新兴中等强国通过二十国集团（G20）等的非正式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多极化趋势日益清晰，新兴中等强国凭借着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获得的正是经济实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成为这一秩序变迁中的关键参与者。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承认“单极时刻”已经结束，国际政治进入再平衡进程，为中等强国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提供了机遇。

当前的中等强国崛起浪潮与传统中等强国外交政策存在明显区别。传统中等强国的核心属性是为全球体系的霸主——美国——提供第一追随者，普遍立场是在全球秩序问题上充当美国的可靠支持者。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这一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在第三波浪潮中完成了这一转变。新兴中等强国，如巴西、印度等国家通过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美国等西方大国讨价还价，挑战美国宣扬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结构的改革。

不仅如此，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推出，历史上与美国稳定合作的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韩国，也逐渐倒向平衡和对冲策略。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其在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盟友在安全、贸易、气候等问题上保持合作关系，随着特朗普总统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这些及其他国际协定和机构，这些合作领域随之消失。“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强调单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强调国家利益而非牢固的联盟关系，这导致传统中等强国怀疑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试图通过增强自身的自主性和伙伴关系多样化以实现对冲。

2 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在上述背景下，中等强国日益渴望对全球秩序的形成有更多的控制权，对具体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力。具体来说，中等强国在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区域枢纽优势、参与危机管理和冲突调节、在大国竞争中采用平衡和对冲策略四个方面争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

（1） 在多边谈判中影响国际规则制定

在特朗普政府抨击多边主义之际，中等国家试图加强全球合作和协调，解决贸易、气候变化和经济等问题。例如，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一些中等强国试图加倍自己的气候承诺，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以弥补美国参与的损失。加拿大在2021年的COP26会议中展示了其作为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加拿大与德国共同领导气候融资交付计划，展示了发达国家如何在2020-2025年间每年动员1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这项努力帮助建立了信任，确保发达国家履行其气候承诺。与此同时，在2017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迅速倡议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形式挽救该协定，并于2018年初达成一致。CPTPP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11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减少贸易壁垒并规范贸易规则。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还在2021年至2023年英国加入CPTPP谈判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等强国在多边机制中构建议题联盟来增强其话语权，进而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陷入僵局之时，加拿大推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盟等国成立了渥太华集团（the Ottawa Group），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自新冠疫情以来，该小组扩大了在公共卫生、透明度和数字领域的世贸组织改革工作。此外，为应对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法院法官任命，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等国在内的另一个国家集团也试图与美国周旋，于2020年7月建立了一个临时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也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中等强国还成立非正式合作机制以协调在多边机制中的合作。2013年，G20的中间力量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五国基于共同利益和相近立场结成了利益联合体“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希望通过联盟关系增强其在多边机制中的议程设置权和话语权，并维护多边主义和多极化趋势。另外，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也是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工作重点。2020年８月，印度尼西亚牵头、中等强国合作体共同提案，力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妇女在维和行动中作用的第2538号决议，确保妇女充分、有效和有意义地参与所有级别和职位的维持和平行动。中等强国合作体倡导将发展问题提上G20的议事日程，为从全球化中获益较小的国家争取公平发展权，在全球治理中强化发展的议题设计和规则制定，在促成二十国集团增加发展议题权重等方面发挥了引领方向、塑造理念、创新模式的积极作用。

（2）发挥区域枢纽优势

中等强国通常在地缘政治经济中发挥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促进区域内外的合作与稳定。从地理区位角度看，中等强国大多占据战略通道或者交通枢纽之地，具备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对周边区域有很强的传导力和扩散性。例如，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又与中东接壤，因而在连接东西方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在经济方面，中等强国通常是区域经济的桥梁，促进贸易和投资流动。它们可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合作组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如，韩国作为亚洲的重要经济体，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11月，韩国-东盟特别峰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加强贸易与投资，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以期促进地区发展与繁荣，同时继续通过合作减少地区内部发展差距；2024年5月，韩国决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数字转型及绿色能源等未来产业领域扩大合作。中等国家通过发挥其区域枢纽优势，在促进区域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全球治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3）参与危机管理和冲突调解

围绕俄乌冲突，国际社会立场出现分化自愿或者被迫开始“选边站队”，但中等强国却极力避免这一选项，而是力图以中立的姿态参与危机管理和冲突调解。南非、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大多数中等强国选择相对温和的中立态度，不赞同一些西方大国使用过激手段解决冲突的做法。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个别国家还积极扮演调停人角色。2022年4月，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主持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谈判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确保了通过黑海的粮食出口。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发出了混合信号——向乌克兰提供武装无人机并向俄罗斯海军舰艇关闭其海峡，同时拒绝对莫斯科实施制裁。2025年2月，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访问安卡拉期间，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菲丹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土耳其愿意支持外交解决，并认为俄罗斯被排除在之前的谈判之外（伊斯坦布尔会谈除外），导致战争持续。印度尼西亚也积极提出停火方案。2023年6月，印度尼西亚建议建立非军事区，让争议地区的人民通过联合国全民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随后遭到乌克兰的拒绝。

（4）在大国竞争中采用制衡和对冲策略

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强国通常采用制衡和对冲策略，以维护自身利益并确保国家安全。制衡是指一国与其他联盟国家来抗衡具有优势的威胁来源国。对冲则是国家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审慎的保险策略，以达到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维持或增加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的目的。

澳大利亚采用了制衡策略。随着中美竞争加剧，澳大利亚决定加强与美国的安全联系，以制衡中国的崛起。2021年，澳大利亚决定加入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安全协定，该协定旨在帮助澳大利亚建造和部署远程核动力潜艇。虽然AUKUS的公告中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这项安全协议被广泛解读为旨在对抗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直接回应。

沙特外交战略从“追随”转向“对冲”。长期以来，沙特在对外战略上选择追随美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坚定盟友及其中东战略的坚实支柱。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沙特虽然国力弱于中美两国，但作为地区大国，其仍努力实现对外战略转型，寻求战略自主，以谋求更多外交自主权和灵活性的战略目标。2022年，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Abdulaziz bin Salman）表达了对美国要求沙特“站队”的不满；2022年10月，在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一带一路”、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和能源分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沙特表示“将继续做中国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同时，沙特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也更加频繁，2023年中沙双边贸易额达到1072.3亿美元，2024年1月至8月，中沙双边贸易额708.7亿美元。

02 中等强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

1 中等强国成为全球格局的中坚力量

通过结盟、游说和呼吁等手段，中等强国在全球经济、贸易、安全等治理领域均取得了一定影响力。从全球层面看，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变量和重要推手。在G20，中等强国合作体机制成为发达国家（G7）与新兴国家（金砖国家）之间的桥梁，有助于G7和金砖国家更加协调一致的方式在G20机制中推进全球治理。在WTO改革问题上，尽管中等强国组成的“渥太华集团”劝说美国不要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和任命的努力没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既得利益维护者与后起分权者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土耳其等中等强国牵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反对强加不成熟的改革方案或采取零散处理的做法，认为应通过充分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使改革更有效率和透明，而不是强行推动各方尚存巨大分歧的改革方案，成为打破“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希冀以“抱团捆绑”方式单方面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图谋的先驱力量。

从地区层面看，中等强国大多无视超级大国的投票偏好，不会为迎合欧美大国而放弃区域集团独立自主的代表身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中等强国不盲目依赖于大国，甚至与大国在本地区处于对抗状态。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土耳其拒绝让美国在其领土上开辟北方战线，明确表示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外交政策。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潜在或意向成员方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中等强国的立场非常关键，对该机制起到风向标和催化剂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对美国召开环南海沿岸国海军论坛的提议也不买账，而是倾向于通过东盟框架处理相关问题，未完全支持美国的倡议，显示其在区域事务中的自主性。可见，中等强国已经凭借自身物质实力、地缘位置和号召力等力量取得了相对于大国的一定的自主性，在未来的区域和全球事务上，这些中等强国将会继续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寻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2 中等强国在大国竞争中获得双重红利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等强国凭借着其在区域内地缘政治经济的枢纽地位，增强了自身面对大国时的讨价还价权力，并获得了竞争双方的红利。以沙特阿拉伯和印度为例。沙特阿拉伯作为中美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竞争的关键第三方，在中美竞争中收获了来自中美双方的政治和经济红利。一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与沙特等国的经济互联互通和外交关系。另一方面，这促使美国在针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国际合作行为上的投入越来越大，美国在金融服务、能源技术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为沙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两国都希望获得沙特的支持。近年来，美国在军事和安全合作方面为沙特提供了大量支持，而中国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沙特提供了很多支持。

印度在俄乌冲突中采取了明显有利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并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亲美立场，换取美国接受其在俄乌冲突的立场。针对俄乌冲突，印度官方宣布对冲突双方保持中立，但实际上采取明显有利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推进战前与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合作、防务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印度保障了自身的能源和防务利益。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在中美竞争中采取了亲美的外交政策，美国默许了印度的亲俄立场，理解、接受并继续拉拢、扶持印度。2022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表示理解印度立场，强调美国重视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是一个主权决定。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则表示安全关切。

3 中等强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

首先，中等强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相对衰落，可成为改革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的合作力量。在特朗普1.0之后，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以来，中等强国通过积极合作起来，推动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中等强国正在形成一个个合作群体，提升整体实力，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维护多边主义，增强改变地区权力结构的能力，有潜力成为塑造多极世界的新力量，有助于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另外，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跃也有利于弱化西方中心主义。许多中等强国大多位于非西方世界，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得到显著提升。

其次，中等强国群体有显著的多样性，获得中等强国的一致支持较为困难。中等强国群体庞大、复杂多样，既有澳大利亚、韩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非西方新兴国家，这些国家的实际国情、国家利益、外交传统大相径庭。因此，中等强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中等强国代表了一种能够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新力量的出现，可成为塑造新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公平正义的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快速扩大，但仍是发展中国家，并且与一些中等强国存在潜在的竞争和摩擦。这种竞争关系可能会被美国利用，用于制造中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