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6日，以色列政府宣布正式承认索马里兰为“主权独立国家”，并邀请“索马里兰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Abdirahman Mohamed Abdullahi）访问以色列。由此，以色列成为第一个给予索马里兰外交承认的联合国成员国。索马里兰自1991年脱离索马里独立以来，虽然在事实上维持自治，但国际承认寥寥无几。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单方面给予正式承认，都会显得格外显眼。正因为如此，以色列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非洲、中东、欧洲乃至亚洲多国均发表强烈谴责，且联合国安理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事实上，这一承认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以色列与索马里兰各自战略考量与治理约束交织下形成的结果。 

01 以色列为何选择承认索马里兰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并非着眼于象征性的外交表态，而是在红海地区安全赤字加深、冲突外溢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寻求增加其红海安全支点的战略举措。

第一，索马里兰的区位禀赋，使其在以色列对红海及曼德海峡的安全考量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吸引力。索马里兰的地理位置赋予其独特的地缘价值，该地区毗邻亚丁湾，扼守红海入口，直面也门海岸线。在胡塞武装自2023年以来通过非对称袭扰重创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传统海上力量投射已显现出明显的边际效用递减迹象。通过承认索马里兰，以色列意在曼德海峡侧翼构筑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锚点。并且，长期以来，红海安全逻辑基于大国军事护航与国际公共产品托底。然而，红海危机揭示了这一模式在面对非对称袭扰时效果有效——传统大国因实力相对衰退、意愿收缩，致使国际公共产品陷入供给赤字或供需错配的境地，且地区行为体因竞争而难以形成统一行动，红海航道因此出现了安全治理困境。比如，埃及力图捍卫以苏伊士运河为核心的传统议程设置权，而沙特则试图通过制度建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地区事务主导权。这种竞逐导致了治理的碎片化与协调真空，削弱了地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使以色列意识到，单纯作为公共安全产品的消费者，已不足以化解航道安全受损的实损性后果。其核心价值在于曼德海峡侧翼嵌入一个集情报感知与打击反制于一体的复合型前哨。通过在伊朗势力范围边缘地带锚定关键节点，以色列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沙特、埃及等传统中介渠道的依赖，并在红海门户方向形成更具自主性的战略支撑。更重要的是，与大国博弈高度集中、利益格局相对定型的吉布提不同，索马里兰尚未被完全纳入既有区域秩序之中，这为以色列采取非对称路径介入该空间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二，以色列与索马里兰的互动，是双方在地缘战略与自身利益上的高度契合与各取所需。相对于周边地区的复杂局势，索马里兰自1991年以来保持了社会稳定与行政连续性。这种相对稳健的环境，使其能够对伯贝拉港等核心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管控，降低了以色列与其合作的成本，也更有可能将相关方的合作转化为实际成果，使回报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与此同时，索马里兰长期面临干旱、缺水和粮食供应不稳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索马里兰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其社会秩序和政权合法性。对索马里兰而言，粮食供给不稳定、淡水资源紧张以及信息安全能力薄弱是其面临的紧迫现实挑战。在国际社会支持有限的情况下，引入具备成熟技术与经验的外部伙伴，成为其提升治理能力与政权稳定性的务实路径。以色列在农业技术、水资源管理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长期积累，使其能力结构与索马里兰的现实治理需求具有较强契合性。双方于2025年达成的合作协议，重点在于提供可快速落地的技术方案，包括模块化海水淡化设备、滴灌系统以及适应干旱环境的农业技术。这类以技术介入社会治理的合作，在缓解索马里兰生存压力的同时，也为其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现实支撑。此外，索马里兰法理承认的缺位，使其较之主权国家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依附性，显著提升了以色列的议价空间。通过这一前沿布局，以色列旨在为红海航线提供一个自主可控的备份，确保在区域秩序失灵时，能够更直接地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第三，在国内政治层面，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国内高度两极化的压力，这促使其倾向于通过突破性的地缘政治成果来巩固其民族主义叙事，并实现对国内矛盾的战略转移。在以色列右翼精英的认知中，传统的外交模式已难以应对当下的地缘挑战。承认索马里兰这一非典型外交突破，会被视为以色列推行自主外交、打破地区孤立格局的标杆性进程。同时，索马里兰亟需通过深度的安全绑定，将其实质性的地方治权转化为更具象的地缘影响力。这种需求的高度互补，还使以色列军工企业得以抢先布局，占据在非洲之角部署监控系统、无人机前哨及网络安全架构的先机。

第四，从地缘战略视角看，美国与以色列在索马里兰问题上存在深层的利益重叠。索马里兰在不仅可为美军提供相较吉布提更具弹性的部署冗余，也有助于其强化在红海方向的行动能力，且其丰富的锂矿与稀土资源更契合特朗普政府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需求，这与以色列在亚丁湾关键区域确立地缘锚点、打破既有协调机制依赖的逻辑高度同构。在实操层面，以色列的先行承认行为可被视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试水”，能够测试国际社会尤其是盟友与伙伴国对改变非洲之角法理现状的反应极限。此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中东决策高度个人化和情绪化，也日益短视。在这种决策底色下，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此类突破常规外交动作表现出极高的容忍度，即只要这些举动不直接触及特朗普自诩的和平总统称谓或即刻引发大规模地区冲突，美国便倾向于给予以色列相应的战略空间。2025年12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特朗普对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一事未予批评，这种不干预模式在外交语境下释放了清晰的默许信号，显示出美以在重构红海安全格局上已达成某种非正式的战略共识。并且，索马里兰表态愿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符合以色列突破外交孤立的目标，且对美国而言，这证明了“亚伯拉罕协议”是一套可复制，且高度灵活的外交模板。

也就是说，以色列对索马里兰的承认，实质上是安全诉求、政治压力与美以战略交易在红海治理危机中产生共振后的地缘产物。

02 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的地区冲击

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的行径，为非洲之角的复杂局势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其后续影响将从自身战略、地区安全、国际规范以及大国治理四个维度逐步显现。

首先，对以色列而言，这种前沿存在在换取红海方向战术主动权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务重心的结构性南移与安全边界的扩张。这种介入可能将不可避免地使以色列深度卷入非洲之角错综复杂的族群矛盾与领土博弈。一旦地区局势发生非线性剧变，以色列恐将丧失超然地位，深陷难以抽身的地缘政治泥淖。届时，原本预想的战略备份恐将演变为需持续投入资源维系的沉重负担，甚至使其在东非的利益节点成为地区极端势力袭击的目标。

其次，以色列的介入使原本属于非洲联盟内部调解范畴的领土争议演变为跨区域的多边对垒。这种承认行为直接冲击了索马里的主权存续，为寻求战略对冲，索马里联邦政府可能在深化与土耳其、埃及等国安全协作的同时，试图引入更多元化的外部变量来平衡压力。这一转变使得地区事务不再主要取决于内部协调，而愈发依赖外部干预。当多方力量试图在当地建立排他性军事据点时，该地区也由此从相对独立的地理板块演变为大国博弈的前哨。这不仅增加了局部纷争演变为阵营对抗的概率，更潜藏着地区军备竞赛升级的风险。

再次，承认政治的工具化与规范侵蚀。以色列的行为标志着外交承认正演变为一种高度交易化的现实主义工具。通过将技术输出、基础设施建设及安全协议与承认行为深度捆绑，以色列实际上将主权承认转化为一种战略筹码。一旦这种逻辑在既有国际规范约束力日渐式微的背景下蔓延，将诱使更多国家在灰色地带扶持具备治权实体的非正式伙伴，以攫取地缘政治收益。这不仅削弱了地区秩序的稳定性，还可能推动地区治理从规则导向往交易主义主导的碎片化格局退化，主权法理的严肃性在实用主义的利益交换中日益虚化。

最后，外交辞令与地缘现实的深度割裂，正加速侵蚀既有国际秩序的信用根基。美国在这一进程中展现出言辞守成与行动试探的矛盾姿态，映射出其秩序维持意愿的收缩及地缘调控力的下降。美国表面维持对索马里领土完整的法理承认，实则对索马里兰战略价值的重估以及以色列的单边介入采取默许态度。由此产生的外溢效应不言而喻，当核心大国倾向于在规则体系漏洞中寻求战略收益，而非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时，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将持续积压，最终致使地区安全治理陷于失灵，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秩序稳定性的丧失。

综上，以色列对索马里兰的法理承认，绝非偶然的外交投机，而是地区治理赤字背景下地缘博弈逻辑的一次转变。这种以承认换支点的策略虽然为以色列赢得了红海门户的战术俯瞰权，但也使其防务边界在缺乏缓冲的情况下向脆弱地带扩张，埋下了被卷入的隐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美以在该问题上的合谋，进一步削弱了既有主权规范的约束力。当外交承认被当作利益交换的工具，主权法理便让位于现实算计，非洲之角也随之逐步脱离区域自身的协调轨道，转而成为大国与地区强权博弈的空间。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治理逻辑，短期内或可缓解个别行为体的安全焦虑，但却以侵蚀地区整体稳定为代价，预示着一种更加碎片化、规则约束更为脆弱的地缘政治图景的生成。

作者｜李云鹏 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排版｜谢霄曈

审核｜智库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