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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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曜东，中山大学经济学大四本科生在读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国际联盟体系构建不仅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更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内核的美国同盟体系，凭借文化、制度与安全三大核心因素，成功构筑了横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契约式霸权联盟”。中国则是在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结构、历史脉络与体系互动等多重现实约束下，形成了不同于军事同盟的“伙伴关系网络”模式。这一路径的根源可追溯至“天下体系”的“关系性治理”和“非排他性秩序”的偏好，这种偏好塑造了对等级化、封闭性军事同盟的内在警惕。在当代则表现为强调包容性与发展导向的现实外交实践，是为实现安全与发展等核心战略目标做出的理性战略适配。

尽管中国身处儒家文化圈，但与日本、韩国、越南等文化渊源深厚的邻国，关系反而屡经考验。究其根源，在于历史记忆的复杂性、领土领海争端、以及美国“轴辐体系”的强力介入。虽然中国始终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但是这些结构性矛盾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仍然抱有深层的战略疑虑。这一现实凸显了文化同源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信任，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冲突面前，其促进作用可能有限。具体来看，共享文化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主要作为一种“低政治”领域的沟通资源或社会资本，它或许能降低在某些非敏感议题上的交易成本，然而在“高政治”的领土主权、战略安全等核心利益冲突面前，这种文化纽带往往会被更具强制力的现实主义逻辑压制。

相比之下，“远交”战略显示出更大的操作空间。这些国家与中国面临的直接安全竞争和历史包袱往往较少。俄罗斯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背靠背与能源安全支撑；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则是“一带一路”能源与贸易枢纽布局的关键节点；匈牙利、塞尔维亚成为推动欧盟内部战略自主讨论的独特角色；而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领袖，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寻求议程设置与规则重构的合作力量。这些“远交”伙伴，并非基于文化同质，而是建立在能源需求、发展互助与多极化愿景的现实利益共鸣之上。这反映出中国外交在结构性约束下，理性地采取了以功能互补和利益汇合为导向的差异化结伴策略。

当前，中美两国国际联盟体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系架构的不同。美国模式是金字塔型的等级制契约联盟，以军事威慑为基石，共同价值观为旗帜，制度化作纽带，形成了具有较高行动协调效率的命令-响应系统。[1]需要指出的是，该体系在二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其盟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安全公共产品。联盟内部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联盟内部认同和凝聚力。然而，战略自主与联盟一致的矛盾，法、德等国日益寻求独立外交；经济全球化与安全阵营化的悖论，盟友不愿在对华脱钩中自损利益；“美国优先”政策动摇了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暴露了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本质。以上几点，共同构成了对美西方战略同盟关系的持续压力与合法性挑战。

反观中国的同心圆式伙伴网络，其非契约、非排他、强调发展利益共享的特征，正是中国面对复杂周边环境、独特政治体制与作为后发崛起国身份等结构性约束下的理性产物。这在客观上规避了高成本的军事承诺和难以达成的意识形态一致性，转向一种更低政治风险、更高经济回报的体系网络。

它将中国的经济规模转化为一种新型的结构性权力。与美国的军事基地网络不同，中国通过成为全球超130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将自己塑造成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枢纽。这种深度相互依赖创造了一种选择性困境：任何国家若要强行与中国脱钩，都可能面临难以承受的经济系统风险。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战略叙事试图实现对“普世价值”话语的解构与超越。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框架，成功将议题设置从抽象的政治价值观，回归到“发展”与“安全”这两个国家利益根本诉求上。这种叙事转向，旨在回避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通过将辩论焦点转移到发展与安全的具体议程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夯实了更具包容的道义话语基础。

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践。中国还发展出了显著的制度创设与嫁接能力。中国不再局限于在西方建立的国际制度内进行改革呼吁，而是主动创设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平行机构。这些机构以其高效的决策程序和务实的发展导向，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制度性补充。中国还深化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现有国际平台，将其从一个松散的经济对话论坛，向一个能够在地缘政治、安全事务等问题上协调立场的制度性平台演进。这些制度力量，为伙伴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替代性的多边选择空间。

中国最大的战略资产或许还在于其作为“系统性平衡者”的角色。对于众多中等强国而言，一个单极世界意味着战略选择的匮乏与被迫的依附。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代表的多极化趋势，为它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自主空间。无论是欧盟追求战略自主，还是沙特等地区大国开展多元外交，其背后都有利用中美博弈态势、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中国本身作为一种制衡霸权的“力量极”存在，就已然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战略选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向多极化演进中赋予中国的一种“位置红利”。

那么中国的这种国际战略模式是否万无一失了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模式既然内生于其选择的路径，也可能将面对衍生的结构性缺陷：

一是安全承诺的缺失。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伙伴关系在面临危机时，往往存在着提供“硬安全”公共产品的短板。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中巴被誉为“铁杆朋友”，但在巴基斯坦境内针对中国公民和项目的恐怖袭击事件屡有发生。达苏水电站项目班车爆炸案就是一个典型。针对此类事件，中国的反应通常局限于外交层面敦促协商，而无法像美国在盟友境内那样，直接部署军事力量或情报单位进行清剿行动。一个反常识的事实也许是，对于巴基斯坦而言，其在反恐问题上的首要安全依赖对象，可能仍是美国在情报、装备等方面的支持。以上案例表明，这种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安全合作模式，在缺乏正式安全盟约时，安全合作的深度与行动效力可能存在限制。

二是政治风险的外溢。伙伴关系网络的经济合作模式以政府间长期协议为支柱。其可持续性高度依赖对象国政权连续性和治理能力，极易受到对象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项目是常被引用的案例。前政府基于发展雄心大力引入中国投资，但项目盈利能力不及预期，加之国内政治斗争，最终导致该国陷入债务困境，被迫将港口及周边土地长期租赁给中方。此举虽保障了中国的资产，却在国际上被广泛渲染为“债务陷阱外交”，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2] 另一个例子是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计划，马哈蒂尔政府上台后，以成本过高和国家债务为由单方面暂停项目，后经艰难重新谈判才得以继续。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海外项目面临显著的“政治风险外溢”，项目可能成为对象国内部政治博弈的筹码。所谓“关系经营”在激烈的民粹政治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而前期巨大的沉没成本在再谈判中又进一步削弱了中方的议价能力。

三是软实力与战略信任赤字，使中国意图常受现有强势话语体系挑战。这一困境的根源是多层次的。在结构上，国际话语权结构存在不对称；在单元上，后发崛起国在跨国叙事传播中面临普遍性困境；在互动上，中国自身行为模式与西方既定认知框架处于错位。 

在非洲，中国投资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本应是赢得民心的善举。然而，因中国企业管理文化差异，雇佣当地劳工标准等问题在非洲赞比亚等国引发的局部抗议，被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迅速将其放大为“新殖民主义”的例证。这反映了既有国际舆论场中解释权的高度不对称性。

中国提出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西方语境下被刻意曲解为与威权政府妥协、纵容人权问题等等。这是基于主权平等和基于价值扩张的两种不同国际秩序观念在规范层面的竞争。

此外，中国的政治叙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较于美国二元对立的“民主对抗专制”的线性叙事，由于其抽象性和复合性，比较难以在对象国普通民众中引发情感共鸣。中国的“战狼外交”话语风格，可以被理解为在话语权弱势地位下的一种反击策略，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加剧情感疏离，从而使得战略互信的积累更为困难。这一策略可能进一步推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政治和情感上仍倾向与西方维持多重联系。以上的现象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机制：在缺乏对等叙事解释权与成熟跨国舆论伙伴网络的条件下，中国的实际行动与战略意图，难以避免被既有强势话语体系所过滤、重塑甚至扭曲。这是中国伙伴关系网络软实力构建面临的根本性结构挑战。

这些具体案例揭示了中国伙伴网络模式的内在张力。如何弥补这些结构性弱点，将是中国未来构建真正稳健、可持续的国际联盟体系所必须直面的核心挑战。

那么中国为何难以简单效仿美国构建传统军事同盟？答案在于多重、深层的现实约束。美国与盟友共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因与西方民主体制这一历史与社会基础，并且在地缘上远隔重洋，可充当离岸平衡手。而中国地处亚洲腹地，与周边国家存在复杂的领土纠纷与历史心结，政治体制迥异。在以上的结构性条件下，如果强行推动以高度互信和主权让渡为特征的军事结盟，不仅可能会激化现有矛盾，还可能引发连锁性的安全困境升级，甚至导致周边环境恶化。因此，中国的战略路径必须是高度理性的，即以利益绑定、发展导向、制度创建为核心的“软性战略网络”。这样的路径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

面向未来，中国的战略方向应当在既有路径上深化与调整。首先，推动“伙伴关系”渐进向“安全-发展复合体”升级。在深化经济融合的同时，也须稳步推进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核心伙伴的准军事合作与情报共享，并探索发展安全联动模式。中国应尝试将经济影响力部分转化为可置信的安全协作能力。其次，强化制度性权力。金砖扩容、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推进、“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应成为中国构建“非西方全球治理核心圈”的优先议程。同时，要打赢“全球南方”的叙事与规则之争，中国必须更精确地操作“发展权优先”、“文明多元共生”的叙事，提供不同于西方干预主义的发展方案和合作规范，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规则制定权与道义感召力。[3]

国际体系的演进，绝不会是单一模式的胜利。未来的秩序，更可能是中美两种体系在博弈中局部融合、长期共存的混合复杂系统。中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在复杂地缘与历史条件下的后发崛起国家，能够通过以发展融合替代军事对抗、以制度网络补充硬性同盟的路径，进而创造共同发展机遇、构建共享未来的网络、逐步重塑世界秩序。

参考文献

[1] 张景全,巩浩宇,周帝言.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其实践[J].现代国际关系,2023,No.402(04):59-78+151.

[2] 刘雅菁.西方在巴基斯坦炮制“中国债务陷阱论”剖析[J].公共外交季刊,2023,No.56(04):75-83+134-135.

[3] 唐静,王栋.“先行者优势”：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与中国方案[J].太平洋学报,2025,v.33(09):29-42.

撰稿｜解曜东

排版｜韩智颖

审核｜WPET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