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ET中东圆桌会谈 | 第一期

当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世界该如何接盘？

2026年4月29日，一场跨越北京与海湾地区的高水平学术对话在线上举行。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六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海湾能源基础设施接连中弹，全球通胀在IMF的预测里悄悄越过4.5%。此刻，恰好是停火刚刚生效、一切都还悬而未定的时刻。

世政经科技研究院（WPET）选在这个节点举办首期“中东圆桌会谈”，聚焦美以伊冲突背景下的海湾国家安全困境、能源供应链冲击与区域秩序重构三大议题。来自科威特、阿联酋、中国三地的五位学者展开长达90分钟的深度研讨：海湾国家正在经历什么？能源体系会被永久改写吗？这场冲突结束之后，区域秩序会变成什么样子？

本次圆桌由WPET智库合伙人、技术治理研究中心负责人陆逸沛博士担任主持，是WPET与阿联酋TRENDS研究与咨询中心（TRENDS Research & Advisory）签署合作备忘录后推进的首项实质性学术合作。

与会学者

1

Dr. Bader Mousa Al-Saif

Al-Saif咨询公司创始总裁、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华盛顿）非常驻研究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东与北非项目准研究员。曾任科威特前总理幕僚长副职，拥有逾20年海湾地区研究与从政经验。

2

Mr. Stephen Scalet

TRENDS研究与咨询中心科学顾问、高级研究员。曾任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ENOC）经济与研究主管、阿布扎比行政事务局经济事务副主任。

3

Dr. Serhat Süha Çubukçuoğlu

TRENDS研究与咨询中心土耳其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科奇大学海事论坛（KÜDENFOR）能源地缘政治与海洋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

4

王利莘 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赴特拉维夫大学MDC中心联合培养。研究方向为中东社会与文化、中国与中东地区动态。

5

陈飞羽 博士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国中东政策与国际政治语言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议题一

安全困境

韧性、克制与分化的海湾

主旨发言：Dr. Bader Mousa Al-Saif

Al-Saif博士开篇即点出当下局势的独特性：他认为这场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引发的能源危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烈度超过1973年石油危机、1979年伊朗革命，甚至超过200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尽管会议召开之时正处于停火阶段，他将其定性为“无战争、无和平”的冻结状态，并指出当前的经济战是由伊朗通过封锁海峡主动发起的——而海湾国家选择不参与其中。

在他看来，海湾六国展现出超乎预期的韧性，可从三个层面理解。

1. 经济层面：

尽管遭受封锁，主权财富基金与能源收入提供了财政缓冲，IMF预测2026年中东北非地区仍维持1.9%的正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三国因不具备霍尔木兹以外的出口通道，遭受冲击最重，出现负增长，而阿曼、阿联酋、沙特则因拥有替代通道而保持了一定正常运转；六国均预计在2027年恢复正增长。

2. 防御层面：

海湾六国对导弹与无人机攻击的拦截率超过90%，创历史纪录，印证了多元化防务采购与美国伙伴关系的价值。

3. 社会层面：

海湾民众以坚韧与团结回应危机——Al-Saif博士特别提到，他佩戴的黄色胸针是科威特国花“al-Arfaj”（无冠毛黄菊），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生长，是科威特年轻人向前线致敬的象征；海湾共有逾200个国籍的居民，展现出“世界缩影”般的凝聚力。

Al-Saif博士着重强调，在40天的主动交战期内，尽管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烈度甚至超过对以色列（阿联酋承受了最多的袭击），海湾国家始终保持了战略克制，没有采取主动进攻行动。“我们看到的是长远利益，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而我们相信繁荣与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这种韧性并不意味着内部铁板一块。他将海湾六国分为三个阵营：以阿曼为代表的接触派，始终与伊朗保持沟通，寻求和平退路，且受冲击相对较小；以阿联酋和巴林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伊朗的袭击无法接受，主张更明确的对抗立场，并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其他几国（除阿曼外）推动第七章授权要求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决议遭俄中否决；而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则居于中间地带，两手并用，既保持与伊朗的对话渠道，又暗中准备其他选项。

他在讨论中特别纠正了一个常见误读——“不能把美国和以色列放在同一个阵营”。他认为，两者在伊朗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目标：如果听任以色列自主行事，它会选择继续打击伊朗以维持碎片化、混乱局面，甚至追求政权更迭；而美国的逻辑有别于此。他也明确反驳了“海湾向以色列靠拢”的说法，指出六国内部对以色列的立场有明显分化：阿联酋、巴林已正式建交，沙特、阿曼、卡塔尔保持非正式接触，而科威特至今维持不正常化立场。六国均表示，若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和占领问题得到解决，将考虑承认以色列。

讨论中，他还呼吁建设多模式替代物流走廊以减少对霍尔木兹的依赖，并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Petroline）为例——这条管道正是伊伊战争期间兴建的，在本次冲突中再度发挥了将石油出口从霍尔木兹绕道延布（Yanbu）的关键作用。他强调，即便在遭受最严峻攻击的情况下，海湾各国始终维持着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渠道——阿联酋副总统与伊朗议长（Qalibaf）通话、沙伊外长保持沟通、卡塔尔与阿曼亦然。“务实主义在发挥作用”。

他以两则新事件作结：一是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他认为这是长期酝酿的战略自主举措（阿联酋有约150万桶/日的闲置产能始终无法在欧佩克框架下充分利用），而非破坏油市的信号；二是首次临时GCC峰会在吉达召开，彰显了六国推进安全整合与铁路物流互联互通的迫切意愿。

议题二

经济冲击

能源断链与秩序重构

主旨发言：Mr. Stephen Scalet

Scalet先生从三个核心价值出发，界定了海湾在全球体系中的历史定位：可靠性——数十年来作为全球能源稳定供应方的制度性承诺；多边主义——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外交传统；韧性——这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几十年系统性规划的结果。

他坦言，当前冲击最令人担忧的并非油价波动，而是供应短缺——货物根本无法抵达市场。他特别提到，亚洲部分地区已出现燃料匮乏、民众家庭用能受影响的情况（气体燃料方面尤为严峻）。通胀方面，IMF预测全球平均4.5%至6%，部分区域远高于此。

他指出更值得关注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委内瑞拉等非传统产区的生产已加速重启（尽管其原油品质与海湾原油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简单替代）；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两大议题正在加速合流，未来将被共同纳入政策与学术讨论；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碎片化与再发明”的临界点。他援引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句话：“当系统承受的冲击超过其承载极限，就不再是系统，而必须另起炉灶。”

对于海湾经济多元化战略，他分析了三条路径的现状与挑战：

1. 构建出口产业，依赖可靠的供应链与开放的贸易通道，当前受阻最大；

2. 强化GCC内部物流与贸易整合，已有铁路网络建设快速推进（如约旦、阿曼等地的铁路项目），相对稳健

3. 发展全球连通性，核心在于打通与全球南方的贸易通道——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

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他认为当前局势对这一“近乎存亡级”的战略构成严峻障碍。

他提出战后贸易与能源秩序的若干原则。这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应对，而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应并轨讨论。再者，贸易不应走向“安全化”，而应走向“韧性化”——一旦将贸易流安全化，就有排他风险；硬结盟模式缺乏灵活性，维护选择空间才是上策；若系统层面的“再发明”确实发生，海湾应在其治理框架中占据核心位置。

在讨论环节，他进一步警示“时间本身就是最大风险”。他以苏伊士运河为例：自2025年底胡塞武装袭扰以来，运河集装箱运量已下滑逾30%，且迄今未能回归——绕道非洲的新航线已逐步成为常态。一旦贸易流的绕道固化为新常态，亚洲炼油厂将调整采购结构，改变将趋于永久。“因此必须有紧迫感。”他强调，任何关于霍尔木兹及更广泛能源体系的再发明，都必须以开放、多边、生产国主导的方式进行。

议题二延伸

中国学者的回应与提问

在两位主旨发言之后，主持人邀请两位中国学者分享视角。

王利莘博士首先表达了对海湾韧性与乐观动能的印象，随后分享了她个人的核心关切：全球与区域秩序的侵蚀，正在将原本可以管控的危机推向高度不可预测的方向——大约八年前她参加国际会议时，在场学者大多预判的是制裁、网络攻击或有限空中冲突，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如此直接、激烈、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这一判断失误本身就值得深思。她进而提出一个务实的问题：在安全不确定性上升、地区秩序重塑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海湾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是安全性质的，还是更多来自监管合规与大国博弈溢出效应？

陈飞羽博士则对“韧性”概念提出了更具批判性的解读。他同意海湾国家拥有主权财富基金、能源收入以及多年处置地区动荡经验这一基本判断，但强调韧性不只是钱的问题——安全的海运通道、稳定的能源出口、投资者信心、食品安全、航空与物流，同样构成韧性的基础。他的核心判断是：“海湾国家的韧性是有条件的。”他们可以吸收短期冲击，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侵蚀其多元化计划，真正的考验是能否将金融实力转化为结构性韧性。

Scalet先生回应王利莘博士时强调，合规风险目前可控，海湾政府的规划始终领先于外界感知，并明确表示，任何有志于参与这一地区未来弹性连通建设的国家，都将受到欢迎。

议题三

外交博弈与区域秩序

多极世界中的海湾定位

主旨发言：Dr. Serhat Süha Çubukçuoğlu

Çubukçuoğlu博士的发言从一个核心判断起步，即海湾已不再是大国博弈的被动舞台，而成为中东地区规则被重新谈判的核心竞技场。这场战争暴露了中立的局限（他称之为“fence-sitting”的终结）、基础设施的脆弱，以及在美中伊以四方之间维持平衡关系的日益艰难。他认为，这不仅是一场地区危机，更是更大范围内权力重新分配、长期安全假设瓦解的系统性转变的组成部分。

他以停火的性质引出全局框架：当前停火既是外交机遇，也是战术性喘息，根本矛盾——伊朗的核与导弹能力、以色列的地区安全逻辑（他称之为“霸权控制”学说）、美国的军事存在——均悬而未决。各方正在谈判的同时重新部署：伊朗借机维持政权连续性并重建外交同情；美国试图将局面压缩至符合自身条件的框架内；以色列则将外交视为压制伊朗战略纵深这一长期努力的一个阶段。他特别指出，阿联酋遭受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次数甚至多于以色列，海湾国家在这场冲突中是直接承受附带损害的一方。

他提出海湾国家应推行“差异化外交”而非追求GCC统一立场：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充当与伊朗的沟通渠道、沙特主导更宏观的区域安全对话、阿联酋专注于基础设施保护与海洋安全。而任何美伊协议，都不能仅局限于核议题——必须纳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制度、导弹与无人机威胁的管控，以及危机沟通机制。

他指出，海湾作为投资与物流枢纽的稳定形象虽已受损，但尚未消失，需要主动捍卫而非被动等待。“信心本身已成为战场的一部分”，而投资者、侨民社区、航运公司、能源买家，都需要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可预期性。

在大国竞争框架下，他将中国定性为“务实中立”：中国是主要能源买家、贸易伙伴与技术供应商，海湾的经济重心正加速向亚洲转移。但中国不是安全保证人，不能也不应被寄望于替代美国的军事角色。对海湾而言，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而非安全靠山。

关于对冲战略，他认为其仍然可行，但代价越来越高、选择越来越难。历史上的“平衡模糊”策略——安全靠美国、贸易靠亚洲、与伊朗保持接触——之所以奏效，前提是这些关系可以被分门别类处理。而这场战争让隔间被打通：能源安全、海洋通道、防务采购，各领域相互缠绕，已很难再独立处理。对冲正在从“平衡模糊”演进为“主动中立”或“管理型对齐”，要求各国政府具备极高的政策专业度。

对于未来秩序，他判断这不会是一个由单一霸主主导的区域，而是以灵活联盟、议题型结盟为主要特征、循环升降级的不稳定均衡格局。他坦言这个判断听起来有些悲观，但认为比理想化的结局更为可能。

议题三延伸

中国学者视角与对冲战略讨论

陈飞羽博士聚焦于海湾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红线”问题：不得攻击领土、不得侵犯领空、不得破坏能源或民用基础设施。他强调，理解中国在海湾的角色，不应以“是否取代美国”为参照系。海湾国家是在多元化伙伴关系，寻求更多选择与灵活性，而中国提供的是经济合作、技术支持和外交平衡，而非军事背书。他预判中阿合作将持续走向综合化，从油气领域延伸到可再生能源、物流、人工智能。

王利莘博士将视角拉向区域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她认为，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海合会虽然存在内部分歧，但依然是各国表达共同利益、协调安全立场的重要渠道。她援引东盟的经验指出，如果中东各国无法在重大危机中形成哪怕最低限度的共同立场，个体国家在界定自身利益时将承受更大的外部压力。她明确表示不认同“文明冲突”的论断，并就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一事评论称，这或许意味着其在经济发展与安全布局上有更长远的独立计划，但她认为海湾各国仍应在重大危机中形成最低限度的共同立场。

Çubukçuoğlu博士回应说，阿拉伯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在政治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这并不罕见——欧盟、东盟、突厥国家组织同样面临类似困境。他特别指出，阿联酋退出OPEC的动因不仅是经济上的（计划在两年内将产量提升至500万桶/日），也是为了在OPEC重量级成员（如沙特及欧佩克+框架下的俄罗斯、伊朗）之外寻求更独立的外交空间。

Scalet先生在对冲战略讨论中补充，有效对冲有两个前提——政治立场的中立性，以及极其精密的政策机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在当前系统性碎片化与再发明的关口，各国必须在贸易安全化、霍尔木兹治理框架、能源转型政策、人工智能治理标准等多条战线上做出取舍，稍有失误便会限制未来的选择空间。他个人的偏好十分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绝对答案——任何干扰自由贸易流动的机制，包括通行税，都不应存在。”

展望

两种判断之间

对未来的研判，Çubukçuoğlu博士认为，这场冲突不会以任何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美国发动地面入侵将是“前所未有的战略灾难”；伊朗没有力量强行施压获得完整胜利，而其背后的地缘政治支持者也无力在当前战场上抵消美以的军事优势——美国仍掌握升级主导权。他预判最可能的结果是“不稳定均衡”，即升降级将周期性上演，类似于伊拉克或黎巴嫩的历史轨迹。

Scalet先生则坚持一个二元视角：“战争要么发生，要么和平爆发，没有中间状态。”他对后者抱有更大期望：东方的巨大利益——中国、印度以及整个亚洲的能源安全与贸易利益——理应带来更深的介入与更强的调停意愿；霍尔木兹通道的畅通应当是绝对优先项；而区域连通性——尤其是向全球南方的连接——拥有光明前景。“和平爆发，商业繁荣”，是他个人更愿意信奉的愿景，“不仅为了经济与贸易，也为了生活质量，为了未来。

Conclusion

圆桌会议的最后，主持人陆逸沛博士梳理了贯穿全场的几条核心研判：海湾国家短期安全计算与长期战略重塑之间的落差；同一场冲突使产油国同时成为受益者与受害者的内在悖论；以及中国的中东角色究竟是在被美国压力永久压缩，还是正因此而加速形成替代性布局。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在这场90分钟的对话中找到最终答案。但这正是WPET发起这一系列圆桌会谈的初衷——以跨地区的学术对话，持续深耕那些最需要智慧的问题。

本次圆桌是WPET“中东圆桌会谈”系列的第一期，后续场次将陆续推出。

撰稿｜陆逸沛

排版｜余沁兰

审核｜ 智库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