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4日，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巴伐利亚开幕，本届会议以“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为主题，规模创冷战结束以来新高。

会议发布的《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多极化”为主题，指出多极环境将有机会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也会对华盛顿构成更大制约，而美国已经长期被各方认为太过强势。报告也对多极混乱和内部分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提出预警，担心出现无序和竞争加剧，甚至引发新的核和常规军备竞赛。慕安会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当今世界冲突持续不断，众多问题需要全球共同面对和解决。在会议后期，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言论引发了美欧之间的激烈争吵，霍伊斯根在闭幕式上一度落泪，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讲话让人不得不担忧欧美共同价值基础是否仍然稳固，并且强调欧洲不是可有可无的，欧洲必须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此背景下，慕安会成为观察国际安全秩序转型的关键窗口：多极化究竟是全球治理的新框架，还是加剧冲突的催化剂？本文将基于会议核心议题与争议，探讨这一问题的现实症结与潜在路径。

01  慕安会的核心议题与争议焦点

1 多极化的定义分歧与权力博弈

《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多极化”为主题，指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多极化塑造的世界中”。然而，各界对于“多极化”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显著争议，报告的分析框架也因其模糊性而遭到批评。

首先，报告通过将国际秩序的主体分为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南非等八个国家和区域联盟，试图为多极化的格局描绘清晰的轮廓。然而，这一划分标准并未明确“极”的具体含义，例如俄罗斯被视作“一极”主要基于其军事能力，而忽视了其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贡献。与此相对，尽管日本经济规模庞大，但其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的实际影响力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这一点在报告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因此，报告的分析框架依赖于传统的权力衡量标准，却未能全面涵盖多极化背景下新兴力量的崛起及其非军事领域的影响力。

此外，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在多极化的理解上存在明显认知鸿沟。七国集团（G7）普遍认为多极化会导致全球合作碎片化，从而加剧国际安全的不稳定性。而金砖国家则视其为打破西方主导秩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契机。这种观点的分歧，反映了不同地区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认知的根本差异。根据慕尼黑安全指数的调查结果，尽管约1/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仍由美国主导，另有1/3认为中美两极主导，但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这一数据不仅揭示了多极化格局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秩序未来走向的不同预期。

因此，报告中的一个关键争议点便是多极化是否必然等同于权力的分散。更进一步，权力分散是否一定能带来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结构？报告隐含的阵营化逻辑，尤其是将西方国家和金砖国家划分为不同的“极”，引发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讨论。许多人批评这一视角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对立思维，忽视了东盟等区域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日益重要性。

2 经济与科技合作的表象与裂痕

慕安会的报告还将经济和科技议题纳入国际安全的讨论框架，旨在呈现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然而，经济与科技的合作表象掩盖了其背后的裂痕。

首先，经济安全化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在“去风险”战略下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包括限制高端芯片的出口和推动“友岸外包”。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旨在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但却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冗余与成本上升。报告指出，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将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报告指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可能导致大量中国商品转向欧洲市场，从而对欧洲的主导产业造成冲击。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合作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安全化”而大幅下降，全球市场的稳定性遭遇极大挑战。与此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日渐显现，其对加拿大、巴拿马等盟国的关税威胁和“土地掠夺”政策（如兼并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无疑削弱了其作为“自由秩序守护者”的国际信誉。

在科技领域，技术标准的阵营化成为新兴战场。美国副总统万斯拒绝签署《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声明》，欧盟则推行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法规，要求跨境数据流动必须遵循特定的安全标准，而中国则在推动南南数字合作的过程中，常被西方视为“技术霸权扩张”。这种分歧不仅局限于技术发展层面，更加剧了全球科技治理的碎片化。报告未能明确回答，经济相互依存是否能够有效对冲安全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技术“泛安全化”是否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真空。

3 安全困境的连锁反应与跨大西洋裂痕

报告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国际安全困境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安全政策和合作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进入第四年，尽管西方国家仍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但“乌克兰疲劳症”已在欧洲逐渐显现，尤其是红海地区危机和中东局势的动荡，使得欧洲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资源分配变得愈加紧张。报告分析指出，尽管欧洲的安全仍然高度依赖美国，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威胁了北约的团结，并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性的严重缺失。

与此同时，美欧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愈发公开化，尤其是在关税、气候变化和防务责任等问题上。美国副总统万斯曾表示：“移民是欧洲最大的威胁”，这一立场与欧洲将俄乌冲突视为首要安全议题的立场发生了直接冲突。美国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质疑，以及欧盟在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中的不满，表明美欧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赤字”。

这一系列变化引发了关于安全共同体是否仍需要意识形态一致性的问题。慕安会报告提出，意识形态极化可能比权力极化更为严峻，但其并未就如何在不同价值观体系之间找到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给出明确解答。这一空白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亟待填补的盲区。

02 结构性矛盾：国际秩序转型的四大挑战

1 权力再分配与意识形态对立

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核心，首先表现为传统霸权国美国与新兴力量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在权力再分配路径上的深刻认知鸿沟。美国的单极霸权虽已衰退，但其仍试图通过“规则重塑”来延续其全球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目前的2%提高至5%，这一政策不仅体现了美国对盟友承担更大责任的期待，同时也揭示了其深层次的战略矛盾：一方面要求盟友分担更多成本，另一方面却拒绝让渡决策权。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跨大西洋的信任危机，暴露出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领导能力和合法性的双重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及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机制，虽然被视为多极化的重要实践，但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尤其是对其是否接受现有国际规则的质疑。慕安会报告对中国的认知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深刻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坚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而中国则倡导“文明多样性”和“非干涉原则”。这导致双方不仅在经济合作上发生冲突，且在技术标准、人权、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展开激烈博弈。

这种认知差异表明，当前的权力转移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复杂博弈。美国为了保持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频频运用“泛安全化”手段，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限制高端芯片出口等措施，来延缓其衰退。但这种“安全化”策略非但未能稳定国际体系，反而加速了全球体系的碎片化与对立深化。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全球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也为国际关系的未来带来了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料的挑战。

2 全球南方的话语权缺失

尽管《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承认了全球多极化的趋势，并且关注到巴西、南非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但其分析框架依旧以传统大国为主体，且忽视了东盟、非洲联盟等区域性力量的作用。这种“选择性多极化”引发了全球南方的强烈不满。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情绪愈发强烈。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在西方国家的强烈阻挠下，他们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治理机构时几乎毫无进展，始终未能在全球决策中占据应有的席位。

在慕安会期间，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表示，在多极化世界中，发展中国家不应悼念旧秩序，而要建立新秩序。然而，欧洲国家依然将全球南方视作“问题解决的对象”，而非全球治理规则的共同制定者。例如，欧盟常常将援助政策附加条件，要求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而相较于此，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提供的无政治附加条件的合作，使得南南合作的速度远超北南合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等领域，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互动愈加紧密。

从根本上而言，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深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体制中。西方国家常常以普世价值作为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依据，排斥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和诉求。如果多极化的进程仅仅体现在权力的分散，而没有根本性的规则重构，那么全球南方国家仍将被边缘化，无法真正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将进一步受限。

3 安全泛化与资源错配

在全球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西方国家普遍倾向于将经济、科技等议题“安全化”，将其置于传统安全框架之内。这种安全概念的无限扩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合作资源，还让全球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时，缺乏足够的优先资源。典型的例子便是，北约一直要求成员国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2%，甚至有声音呼吁进一步提高到3%或更高。然而，由于北约内部军备和指挥系统的兼容性问题（例如，欧洲各国的国防采购高度依赖美国，缺乏统一的军事装备标准），增加的军事预算并未能有效提升欧洲的战斗能力。与此同时，全球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流行病等）却因资源错配而得不到足够的应对和治理。

4 制度失效与治理真空

当前国际制度体系面临的失效问题，呈现出双重性质。首先是功能性失效。在世贸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由于美国的阻挠，法官的任命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导致这一重要机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慕安会报告警告称，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继续崩溃，全球贸易将会陷入“丛林化”局面，国际贸易体系将不再有规则可循，贸易争端的解决将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可预测。

其次是治理效率失效。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些关键机构未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当前安全和发展危机，导致全球问题的解决进程迟缓，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多边框架的信任。以俄乌冲突为例，全球治理机构的应对反应普遍迟缓，未能提供足够的协调机制，这种治理效率的低下加剧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体系的脆弱性。

这一系列的制度失效催生了“替代性机制”的兴起，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金融机构，它们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这些新兴机制缺乏统一的规则协调，致使全球经济治理变得更加分裂与碎片化。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使得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治理体系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国际合作的成本随之大幅上升。

根本上，国际制度的失效和碎片化本质上反映了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之争。如果新旧机制无法有效整合，全球治理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将导致危机应对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全球社会的合作将变得愈加困难。

03 中国的角色与全球治理新路径

1 安全治理的机制创新与实践

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尤其在此次慕安会上充分展现了其双重角色：一方面，中国是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治理规则的革新推动者。这一定位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传统安全问题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安全秩序中的独特路径和贡献。

作为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要建设者，中国的倡导与实践展现了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决心。例如，在2025年2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中国提出并主持了“践行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这一会议明确强调，只有依赖多边对话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如俄乌冲突、中东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与单边主义或冷战式对抗思维不同，中国提倡的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国际合作模式，期望通过机制化的合作推动全球安全体系的有效运作。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动。作为全球安全与发展的紧密联结者，中国主张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非传统议题纳入全球安全治理的议程。这一理念体现在具体实践中，中国通过主办“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不仅为非洲培养了大量维和人员，提升了当地的安全治理能力，同时也通过医疗援助和派遣医疗队伍，为非洲在公共卫生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日益增强的责任担当，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中国倡导的是一种更加全面和包容的解决方案。

此外，中国在冲突调解方面的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提供了新思路。例如，在红海危机中，中国主张通过多边合作与对话协商来维护航道的安全与稳定，而非采取单边措施或军事干预。这种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方式的独特性，也体现了其致力于避免冲突升级，寻求和平解决的原则。

尽管如此，中国的这一安全合作模式并未能完全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尤其是在南海仲裁案件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其在某些领域缺乏透明度。然而，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多边机制和对话解决争端，拒绝将地区性争端与国际政治挂钩，这一立场获得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支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的“不附加政治条件”式安全合作模式为全球安全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2 安全话语权博弈与路径突破

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强，但这一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挑战。尽管中国在全球多边安全机制中的积极参与为其赢得了不少支持，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往往在安全话语权上对中国有所忽视或曲解。慕安会的年度报告便是一个例证，报告通常侧重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而对中国在推动全球安全合作方面的贡献提及甚少。这种偏差不仅未能准确反映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积极角色，也揭示了当前国际话语体系的局限性。

中国的安全治理路径突破，首先体现在推动南南合作方面。通过金砖机制的扩员（沙特、埃及等国的加入），中国不仅推动了新兴国家在网络安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更多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机会。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增强了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帮助平衡了以G7为代表的西方主导机制的影响力，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多元化。

在技术安全领域，中国也在不断寻求创新突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上，中国强调伦理与安全并重，主张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确保其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伦理原则。这一立场与欧盟的“伦理优先”治理模式相契合，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案》明确提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核心目标，强调伦理在技术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则更加侧重于“创新优先”，主张通过减少监管来促进技术的快速应用，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模式与中国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中欧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方面的共识，为未来全球技术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合作空间。

在全球危机管理方面，中国的独特主张和行动路径同样体现了其在国际治理中的创新思维。以俄乌冲突为例，中国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提出了包括“停火止战”和“推动战后重建”的具体建议，明确反对单边制裁，主张通过多边框架解决全球粮食和能源问题。虽然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政策使得俄乌冲突的解决复杂化，但中国的立场清晰表明，多边合作才是应对全球安全危机的正确路径。

04 反思与展望：慕安会的局限与未来

1 慕安会的结构性局限

慕安会自1963年成立以来，始终以跨大西洋联盟为内核，其议题设置和话语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尽管在2025年的报告中，慕安会重点强调“多极化”，但其分析框架依然以美、中、欧等传统大国为核心，忽略了全球治理中其他重要行为体，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及东南亚等地区的贡献。报告对新兴力量的认知较为局限，仅将巴西、南非等国家视作多极化的受益者，而未能正视如非洲联盟等区域性机制在冲突调解、发展倡议等领域的实际作用。此种“选择性多极化”反映了慕安会在评估国际秩序转型时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使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局限于现有秩序的延续，未能充分整合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与诉求。

此外，慕安会近年来将经济、科技议题强行纳入安全框架，试图通过安全化手段解决全球性挑战。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失衡，也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在全球议程中的边缘化，这种路径依赖式思维，导致其在应对当下国际危机时往往采取短视和片面的策略，无法有效推动全球治理的长远发展。

2 未来路径：从“阵营对抗”到“功能互补”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深层矛盾，未来的路径应当朝着“阵营对抗”向“功能互补”的方向发展。短期内，全球亟需建立更加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以俄乌冲突为例，慕安会应当推动多方对话，以实现持久和平，而非单纯依靠西方的制裁与对抗。同样，在红海危机等热点地区，也应通过联合国主导的多方协调机制来减少对单一国家（如美国）的过度依赖，提升区域安全合作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

中期来看，国际治理规则亟需迭代和调整。尤其是在技术标准和金融体系改革领域，全球应当寻求共识性的解决方案，以避免各国阵营化的加剧。欧盟与美国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上的分歧、IMF改革中的僵局等，都需要通过“最低共识原则”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兼容与制度改革。此过程中，中国等新兴大国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推动全球金融与技术治理规则的逐步融合，避免局部利益集团的对抗影响全球治理的整体进程。

长期来看，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伴随全球南方的逐步崛起。为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真正平衡，欧洲等传统大国需超越对北约的过度依赖，推动更具自主性的安全与防务整合。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机制化参与将成为未来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尤其是通过金砖国家与G20等平台的对接，推动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此举不仅能提高全球治理的代表性，也将有助于破解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走向更加公正与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05 结语：多极化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强调了多极化已成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霸权的替代”，更应是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反思与改革。报告提出的“去极化”主张，意在推动全球合作，从而摆脱零和博弈的僵局，建立起更加包容、平衡的共同安全观。

在多极化的时代，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声音，愈发成为国际话语体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接受这一转型，而是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真正倾听这些尚未被充分发声的地区，拥抱一种更加平等与开放的对话框架。正如慕安会所提醒的：“在多极化的世界，我们如何共同应对？”这一设问，不仅是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也是我们迈向未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