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拜登政府商务部长中国事务高级顾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lizabeth Economy在其文章《China’s Alternative Order: Xi Jinping’s Vision of a New World》中探讨了中国如何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尤其是在技术领域，逐步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文章指出，中国并不试图简单复制或取代当前国际制度，而是致力于提出一种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与理念的治理模式，在坚持国家主权、多边合作和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的演进。这一治理愿景以多极化、国际共识、安全合作和文化多样性为核心，并主张在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体系中通过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影响力。

01  中国提出的新秩序设想：多极、发展与主权优先

文章指出，北京提出的新秩序设想强调五大核心要素：其一是全球多极化，中国倡导打破单一霸权体系，鼓励世界各主要力量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应有作用；其二是国家主权优先，尤其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其三是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安全共建，反对集团政治和冷战思维；其四是发展优先原则，强调发展是解决全球各类问题的“关键钥匙”；其五是文化平等与多样性，即不同国家有权按照自身国情理解与实现人权，不应接受单一政治模式的标准化评判。此外，中国还明确表达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诉求，包括支持去美元化进程，推动更为多元和公平的全球货币体系。

为实现上述愿景，中国近年来系统推出了四项核心倡议，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BRI）、全球发展倡议（GDI）、全球安全倡议（GSI）以及全球文明倡议（GCI）。这四项倡议并非彼此割裂，而是构成一个具有互补性和系统性的整体框架，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性转型的战略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经历了从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向多维合作平台的拓展。BRI在多个联合国机构的文件与实践中得到嵌入，被越来越多国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之中。根据文章统计，已有15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涵盖交通、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尽管近年来因部分国家债务压力或政治调整出现了个别国家重新评估与中国合作（如意大利宣布退出BRI框架），但从整体上看，BRI仍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合作平台。

其次，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GDI），则试图从发展议题出发，重新定义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GDI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核心，注重包容性发展、减贫、卫生健康、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文章指出，GDI目前已有超过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并在联合国开发系统中建立了协同机制。中国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举办培训项目、提供南南合作平台等方式，推动GDI具体落地。据报道，目前已有超过20%的GDI项目启动或初步完成，另有约200个项目处于准备或推进阶段，涵盖公共卫生、农业合作、教育培训等领域。

再者，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GSI）强调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与合作安全。与传统以军事结盟为核心的安全观不同，GSI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共赢替代零和博弈，并坚决反对通过武力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在推进GSI时，既通过双边渠道加强安全对话与机制建设，也积极推动其嵌入多边机制中，例如鼓励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东盟与中国开展政策对接。此外，已有超过100个国家表达了对GSI的支持或认同。值得注意的是，GSI并不谋求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联盟，而是希望构建一种基于共识与协调的安全治理模式，例如在伊朗与沙特对话斡旋中发挥了积极角色。尽管如此，GSI在一些地区仍面临误解或观望态度，例如尼泊尔社会曾担忧该倡议可能被误解为军事联盟的前奏。

最后，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GCI），强调文化的平等、多样与相互尊重，反对文化霸权和单一价值体系的强制输出。GCI主张，各国应自主探索自身现代化路径，西方政治模式或人权标准不应被视为普遍模板。在技术维度上，GCI也鼓励跨文化数字合作，例如中国主张推动“数字丝绸之路”下的文化平台建设，鼓励通过数字博物馆、在线教育、虚拟展览等形式加深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理解。这一倡议目前已获得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成为中国推动全球文化治理机制建设的重要起点。

在这四项倡议背后，中国展现出一种多层次、复合型的国际治理战略，其核心并非单纯地对抗或取代现有秩序，而是试图在现有框架内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利与代表性，尤其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地位。

02 技术为媒：中国数字外交与治理理念的全球拓展

中国在推进这些倡议时采用“嵌入式变革”方式，注重与联合国系统对接、通过现有国际机制积累合法性与支持。例如，联合国秘书处下属多个机构已将GDI纳入工作议程，并与中国合作设立项目平台；此外，中国也鼓励发展中国家在GSI、GCI等倡议中发声，通过多边参与增强政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在对中国全球治理愿景的战略展开中，技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文章所指出，中国不仅将技术视为发展工具，更赋予其政治与治理含义，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媒体传播和教育培训等多维方式，推动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治理理念进入全球发展议程。这种模式强调国家在数据治理、信息传播、产业发展等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在塑造全球技术规则方面的长期目标。

中国近年来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下大力推进技术合作。该倡议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组成部分，涵盖了跨境光缆铺设、云计算中心建设、5G网络推广、电子商务平台输出、网络安全协议签订等多个领域。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不仅促进了当地的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还建立了技术标准的相互兼容机制。这一过程中，技术被赋予了外交、经济和社会治理等多重功能，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技术合作中同步开展治理理念的交流与培训。例如，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框架在数字技术与行政管理领域开展大量官员培训项目，向合作国家介绍其在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经验。文章指出，这些合作虽然在西方语境中常被视作“治理模式输出”，但在许多合作国家眼中，则是一种务实的发展方案选择。中国强调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路径，并不要求合作方采纳统一的制度模板，而是主张以发展为核心，共享技术成果。

在传播方面，中国的国际媒体布局也体现出技术与软实力的结合。新华社在全球设有180多个海外分社，CGTN的驻外机构数量是CNN的两倍以上。通过这些平台，中国能够主动讲述其全球治理主张、发展成就与合作倡议，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这些平台在信息呈现中更多地突出多边合作、共同发展、文明对话等议题，区别于传统西方媒体更倾向于聚焦地缘冲突与制度对抗的叙述方式。数字媒体的拓展也结合了技术传播与认知塑造功能。根据部分国际舆情研究，受众在长期接触中国媒体内容后，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接受度和好感度有所上升。这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信息传播正在逐步对外部观念形成产生影响，尤其在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和非西方社会中，获得了较高的共鸣。

除经济与媒体领域外，中国还在安全合作中引入技术内容。2023年第三届中非和平与安全论坛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近50个非洲国家和非盟的100余位高级军官参加。在论坛中，技术合作成为安全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数字边境监控等内容被纳入中非安全合作框架。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论坛中提出开展联合演训、联合反恐和数据安全建设的意愿，且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发展与安全目标高度契合。文章指出，这种将安全议题、发展议程和技术合作三者融合的方式，代表了中国在非西方国家推动综合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新型实践。

03 多边舞台中的中国角色：从制度嵌入到价值协商 

此外，中国在技术外交中的“战略耐心”也值得注意。文章举例指出，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国迅速推动“健康丝绸之路”，通过捐赠疫苗、派遣医疗队伍、推广远程医疗技术等方式提升其全球公共卫生影响力。这种技术—治理融合的战略，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出高度机动性和响应力。同时，中国也在利用地缘政治变动创造战略窗口，如俄乌冲突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元体系信心动摇，中国则加快推动人民币结算机制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金砖国家探讨去美元化合作机制，以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其中，GDI的执行进展较为顺利，初期项目的完成率已达20%，且在农业、医疗、教育、绿色能源等方面积累了合作经验。而GSI的推进则相对复杂，虽然在伊朗与沙特的缓和中曾体现调解能力，但在更具挑战性的乌克兰、巴以等地区冲突中，中方角色相对有限。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包括其对技术与治理的整合，虽然仍处于不断推进和试验的过程中，但其系统性与目标清晰度已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同逐步增强、发展优先理念受到广泛欢迎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倡议和技术实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中国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强调多边共识、发展导向与技术引领的结合逻辑，并通过实质性的倡议落地与制度性设计，逐步推进一套以主权平等、文化多样、安全共建为基础的治理愿景。这一进程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也为全球秩序转型带来了多元化的动力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