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引言：越南，为何成为第一个低头的国家？

自2024年起，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再度转向强硬。以“重构公平秩序”为名，以“压缩战略依赖”为实，关税手段重新成为遏制他国产业扩张、重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核心工具。本系列文章将围绕美国近期的加税行动，依次分析国际主要出口国在贸易结构、政策回应与战略选择上的差异路径，揭示当代关税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

本篇聚焦越南。作为全球制造业转移中的关键节点，越南一度被视为“去中国化”战略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在最新一轮政策冲击中，它却成为首个作出妥协姿态的国家。为何美国对越南的怀疑从未解除？为何越南在收益增长的同时，依然难以获得制度意义上的信任？在强压与回旋之间，越南的让步是战术过渡，还是结构性低头？本文试图在政策节奏与地缘权衡之间，重新理解这场“看似技术性、实则深政治”的关税冲突。

02 背景：政策博弈的起点

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越南出口商品统一加征46%关税，作为其“解放日”贸易政策的一部分。这一举措的直接理由，是应对对美贸易顺差、商品转运与汇率问题，但其出台背后，显然是多项长期争议积累后的政策集中爆发。

在关税政策宣布之前，美国已对越南的市场地位表达出明确的否定立场。2024年8月，美国商务部拒绝承认越南为市场经济体，使越南在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更高的税率。以冷冻虾为例，其出口税率高达25.76%，而同类出口国泰国仅为5.34%。这一政策认定不仅显著加重了越南出口压力，也成为美国反复施压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拜登访越期间，双方曾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将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承诺始终未有实质进展。这种反复拖延，使“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演变为此次关税谈判的核心筹码之一。

从贸易结构来看，越南经济对外出口依赖程度极高。2023年，其对美出口额为1424亿美元。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额达1196亿美元，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占比19.2%，机械设备、工具及零配件占比18.5%，纺织服装产品占比13.4%。虽然对美出口规模庞大，但其制造环节对中国原料的高度依赖同样显著：约60%的电子中间件和纺织原料来自中国。这种“中间产品来自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美国”的结构，使越南成为美方关注的重点对象。美国指责越南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为中国商品转运提供便利的行为，认为其绕过对华关税、构成不公平竞争。

汇率政策则构成了另一个长期争议点。2020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调查报告认定，越南通过本币贬值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这种行为加剧了美越贸易失衡，随后正式将越南列为“汇率操纵国”。尽管 2021 年 4 月 USTR 改口称“证据不足”，撤销了对越南“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但这一事件充分显示出美国对越南利用汇率促进出口的担忧由来已久。此外，美国财政部将越南列入汇率操纵观察名单，要求其货币年均升值幅度不低于 4.5%，然而越南央行外汇储备仅够覆盖 2.8 个月进口，被动干预汇率实为维持出口竞争力的生存选择，这种结构性矛盾使美国对越南通过汇率手段促进出口的担忧持续存在。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此次加税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在制度认定、贸易结构和货币政策等问题长期积压的背景下做出的政策集中反应。越南对美出口高度依赖，但其产业链条与中国深度交织，使其在“替代中国”的过程中，反而被美国视为政策上的薄弱环节。而“市场经济地位”的迟迟未获承认，则进一步突显出美方对越南经济制度与政策取向的不信任。多重因素交叠，最终引爆了这场新的关税争端。

03 谈判动态与策略：在强压与让步之间

在宣布加征46%关税之后，美国与越南迅速进入谈判阶段。4月2日政策公布，原定于一周后正式生效，但越南方面立即做出反应，提出推迟执行、开展磋商。双方最终同意暂停关税实施90天，以争取通过谈判达成调整方案。这一快速响应，既反映出越南在此次关税危机中的高度敏感，也说明美方仍为谈判保留了空间。

谈判议题主要围绕关税幅度、转运监管与市场准入三方面展开。越南提出将关税下调至22%至28%区间，并承诺加强对中国产品转运行为的监控；作为回报，越南希望扩大对美出口、避免被进一步列入高风险国家清单，同时也表达了推进市场经济地位讨论的意愿。美方则提出更高要求，除关税幅度外，还包括显著缩小贸易顺差、加强货币政策透明度、扩大美国产品进口等。虽然尚无具体协议形成，但谈判重点已逐步显现：美方意在借此重塑双边贸易框架，越方则寻求以有限让步换取结构性缓解。

在策略上，美国依旧延续“威胁—谈判”的双轨路径。一方面，以46%的高关税作为压力上限，强调其是应对“贸易紧急情况”的必要措施，顾问彼得·纳瓦罗明确表态，越南提出的零关税远远不够，并强调 “这不是一场谈判——这是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已经严重失控，所以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国家紧急状态”。他还称 “即使我们双方将关税降至零，我们与越南的贸易逆差仍将达到约 1200 亿美元……问题在于他们所有的非关税欺骗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在谈判中释放一定灵活度，提出如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减少技术审查等“奖励选项”，试图以软硬并施的方式牵引越南作出更大让步。此外，美国还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作为法律支撑，表明一旦谈判破裂，可能对部分越南企业实施更直接的限制。

越南则处于多重压力交错之中。一方面，其对美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服装、电子等行业直接面临关税冲击，急需时间窗口以协调国内产业应对；另一方面，其对中国的原料和技术依赖同样深重，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供应链结构。在这种背景下，越南采取了外交与经济并用的应对策略：副总理亲赴华盛顿开展谈判，同时试点“中国产品转口监测系统”以展示管控意愿；对外，则通过与中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维持战略平衡，其中包括铁路建设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项目。

此外，越南也在尝试通过区域机制降低对美依赖。依托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与CPTPP中的改革条款，越南力图在“加工地”定义上取得更大灵活性，以规避美方“洗产地”审查。例如三星越南工厂通过改为自马来西亚采购半导体，将中国原料比例压缩至40%以下，以满足原产地认定标准，凸显其在区域链条中灵活调配的能力。

尽管谈判仍在进行，但当前态势显示，越南是本轮关税博弈中最早作出妥协姿态的国家。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首先，越南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极高，美国市场对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旦关税落地，越南的服装、电子等支柱产业将遭受重创，大量就业岗位面临威胁，这对越南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压力。相比之下，柬埔寨等其他被加征关税的国家，虽然关税率更高，但其对美出口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短期内承受能力相对更强。其次，越南的经济结构使其在供应链调整上面临更大的困难。其制造业高度依赖中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来源，这使得越南在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时，不得不考虑通过谈判来争取缓冲时间，以逐步调整供应链结构。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柬埔寨，其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在面对美国关税时，可能采取更为被动的应对策略。

最后，越南奉行的“竹子外交”策略也促使其率先作出妥协。自2016年阮富仲提出“竹子外交”理念，主张如竹子般柔韧灵活、因势而动，平衡各方关系，该策略在苏林执政时期得到继承与升级。越南既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紧密合作来维持战略平衡，同时又需要通过与美国的谈判来缓解经济压力。这种“两头兼顾”的外交智慧，使得越南在谈判中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也更容易在压力下寻求妥协方案。美国以高压策略争取政策回旋余地，而越南则在缓和压力与保全出口之间寻求过渡路径。此次对话的走向不仅关系到越美双边关系，也在更广泛的区域秩序中传递出信号：在大国竞争不断外溢的背景下，经济体的自主性与承压能力正被不断受到挑战。

03 经济与地缘政治影响

本轮关税加征虽仍处于谈判缓冲期，但其冲击效应已在多个层面显现。对越南而言，经济结构的外向依赖使其对外部关税变化高度敏感，短期内难以回避实质性冲击；而在更广阔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此次摩擦也正被解读为一场牵动东南亚区域秩序的警示信号。美国对越南加征46%关税的举措，不仅是对越南的单方面施压，更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模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潜在挑战。 既然有美国对越南46%的今天，就很有可能有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加征这么高关税的明天。例如，柬埔寨的关税税率甚至高达49%，但越南由于对美出口规模更大、经济依赖度更高，率先面临直接的谈判压力。这无疑为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和战略平衡敲响了警钟。

对越南国内经济而言，重点出口行业首当其冲。服装、电子产品等是关税直接覆盖的主要品类，2024年二者合计占越南对美出口的三成以上。一旦高税率政策正式实施，预计将对产业就业与增长目标构成直接压力。据初步评估，受影响产业将涉及大量就业岗位，占出口制造业劳动人口的显著比例。这不仅削弱了越南出口优势，也迫使政府重新审视对美市场的单一依赖结构。越南农业也面临巨大风险，如果美国维持46%的关税，越南农林渔业出口额可能在2025年下半年下降40%，全年增长可能减少0.3至0.4个百分点。

在短期应对上，越南虽已提出加强对中国产品转运的监管措施，并尝试通过调整原产地结构缓冲冲击，但其内部产业调整仍面临现实制约。一方面，制造环节对中国产原料的依赖在现阶段难以快速替代；另一方面，政策调整若过于偏向美国立场，又可能削弱其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基础，陷入协调难度更大的对冲状态。例如，越南批准“星链”入越并向美国科技巨头示好，但同时又与中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包括铁路建设和人工智能合作，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

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虽然可以作为谈判工具短期施压，但其内在代价同样不可忽视。越南是多个美资企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尤其在电子装配和鞋服制造领域占有较高比重。关税一旦全面生效，不仅将推高相关进口产品价格，还可能影响美国国内依赖越南供货的企业运营与成本结构，最终传导至消费端。这种“内向回弹效应”在过去几轮加税政策中已有所体现，本轮关税若长期化，亦可能面临类似反弹。

在地缘政治层面，此次摩擦也对区域战略平衡产生复杂影响。谈判若未达成妥协，不排除进一步削弱美越关系的可能性。美国近年来持续推动“印太战略”，而越南一直被视作其在东南亚的重要协调伙伴。此次加税虽属经济领域，但其外溢效应势必影响双边战略互信，尤其在市场地位承认问题未解、美方施压持续的情境下，越方对于合作预期可能出现动摇。与此同时，中越国家层面的互动恰逢美越谈判陷入胶着。中越双方签署包括铁路建设、人工智能等在内的45项合作协议，反映出越南在应对美方压力之余，正在积极稳固与中国的战略接触关系。若美国对越持续强压而缺乏补偿机制，未来越南在中美之间的外交重心或将出现微妙调整。

更广义而言，越南的处境亦是其他中间型出口国家共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缩影。本轮关税将越南推向聚光灯下，其所体现的不仅是个别双边纠纷，更是全球制造链再布局过程中的权力再分配。对于那些同样试图在 “中国产能” 与 “美方准入” 之间求得平衡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越南的应对路径既是一种重要参照，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思考方向。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越南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加强区域合作与经济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