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重启到巩固：第二次访问的意义

自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时期开始，中澳关系经历了一段严重紧张时期。而阿尔巴尼斯在2023年的首次访华成为中澳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那次访华不仅恢复了高层部长级对话，还推动中国解除了对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商品的贸易限制，因此也被广泛视为一次成功的外交重启。

上一次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还得追溯到2016年。但自那以后，随着澳大利亚中右翼联合政府出于网络安全担忧以及其他国家的干预，澳大利亚对华态度开始恶化。2020年，由于莫里森政府坚持对新冠疫情展开独立溯源调查，中澳关系跌至谷底。随后中国迅速以一系列关税手段回应，涵盖多类澳方重点出口产品，受影响贸易额高达200亿美元。不仅如此，莫里森政府随后发表的对华强硬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双边对立。更关键的是，其推动签署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AUKUS）——特别是其中的核潜艇合作计划——使澳大利亚国防政策与美国深度绑定，这无疑将中澳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彼时澳大利亚政坛的反华情绪甚嚣尘上，任何涉华议题都会遭到无端质疑。典型事例包括：政府要求重新评估中国岚桥集团对达尔文港的租赁协议，以及强行叫停维多利亚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

颇具意味的是，尽管阿尔巴尼斯政府基本延续并完善了莫里森时期对华网络安全和投资限制的政策框架，但其对华政策转向却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该政府以全新的外交话语和务实态度处理对华关系，在保持战略审慎的同时，秉持“该合作时积极合作，遇分歧时坚守立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原则。这种既务实又坚定的政策取向，与莫里森政府的对抗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也正因如此，阿尔巴尼斯自上任以来推动的双边关系改善成果获得了中方的积极评价。

阿尔巴尼斯的首次正式访问正值中澳建交5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那次访问成功实现多项突破：重启中断多年的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恢复全面战略伙伴对话，为双边关系长远发展重建了制度性沟通渠道。在经贸领域，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煤炭、葡萄酒等产品的限制措施，推动双边贸易额快速回升，使中国重新成为澳最大出口市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进展更多标志着两国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尚未实现双边互动的质的飞跃。

然而，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面临的国际局势更为错综复杂——恰逢全球秩序深度调整之际，其访问行程与中美贸易战90天“休战期”重叠。虽然这场贸易“停火”为国际市场提供了短暂缓冲，但由于协议具体条款尚未披露，最终能否达成实质性解决方案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在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想同时平衡好中美关系比以往来的更为困难。自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澳关系因一系列新兴问题而日趋紧张，其中关税问题尤为突出。特朗普上任后对澳大利亚所有出口征收10%关税，其中钢铁与铝材竟高达50%，此举也遭澳方各界包括政府高层的强烈抨击。阿尔巴尼斯称此举“毫无道理”且“不合逻辑”，并直言“不是朋友所为”。

除贸易之外，澳美关系还受两大因素影响：澳国内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以及即将进行的AUKUS审查。特朗普及其政策在澳大利亚非常不受待见，虽这并非是导致澳选举中执政联盟惨败的主要原因，却是助推其失败的催化剂。此外，美国宣布重新审视AUKUS协议的决定，尽管未必会导致其退出或调整该协定，却已然激化了由关税争端引发的矛盾。这一动向更令澳大利亚方面深切意识到：美方或许已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与合作伙伴。

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所面临的经济与战略环境，较之2022年的破冰之旅显然更为错综复杂。尽管成功连任彰显其国内政治基础稳固，但执政党在外交平衡木上的行走却愈发艰难：既要应对中国在澳大利亚传统势力范围——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又需面对美国政治动荡对国际规则体系的冲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考验。但危机往往与机遇并存——当既有国际秩序遭遇挑战之际，堪培拉或可在区域治理体系重塑过程中，探索一条更具战略自主性的中间道路。

由此，引发两大核心问题：阿尔巴尼斯的第二次访华如何为一种更具韧性的双边关系铺路？哪些议程能够成为从稳定走向战略成熟的关键推动力？

02 澳大利亚的战略目标——主要议程

阿尔巴尼斯此次访华，正值中澳关系企稳向好的关键阶段，为双方巩固双边关系成果、构建更具韧性的合作框架提供了重要契机。回顾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地区政策演变，中国始终秉持稳定周边外交的战略定力，而澳大利亚则积极谋求在全球气候治理与经济合作体系中扮演引领者角色。在此背景下，此次高层会晤有望超越传统的交易型外交模式，推动两国关系向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建立可持续合作机制的方向转型升级。基于当前国际形势与双边关系的战略需求，阿尔巴尼斯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可能会重点聚焦以下关键领域。

1 贸易和投资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贸易与投资议题可能仍将是谈判的核心内容。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阿尔巴尼斯或将重点争取铁矿石、煤炭等关键出口产品的长期市场准入保障。此外，在特朗普时期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啤酒酿造等行业正积极游说以改善对华等海外市场的准入条件。阿尔巴尼斯可能还会提出非传统出口产业的市场准入诉求，以此推动澳大利亚出口结构多元化。这将有助于拓宽出口渠道，增强其在全球经济波动中的抗风险能力。

尽管围绕一般贸易与投资的讨论或许不会引发争议，但更复杂的问题在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这项由11个成员国组成的高标准经济协议，旨在巩固并深化印太地区以规则为导向的贸易和投资秩序，澳大利亚将于2025年担任该协定轮值主席国。中国可能将澳大利亚视为其在CPTPP框架内争取席位的潜在盟友。然而，台湾地区提出的平行申请遭到中国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对，这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澳大利亚无法回避这一议题，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并做好充分准备加以应对。

在更广泛的贸易与投资讨论中，人文交流可能会成为另一项议题，其主要载体是旅游与教育行业。自2024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内地游客实施免签政策后，赴澳的大陆游客数量激增85%。澳大利亚或许会考虑延长这项将于2025年底到期的政策，或是推出互惠措施以提振本国旅游业。此外，教育交流也将成为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正着力优化国际学生赴澳的结构与规模这一背景下。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中澳双方应探索更有效的双向管理机制，并重申持续开展教育交流的重要价值。

2 气候合作

气候领域堪称合作潜力巨大的蓝海。中国作为绿色科技和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军者，正与澳大利亚携手重塑国际气候治理的领导格局。这一合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澳大利亚目前正积极推动与太平洋岛国共同申办203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而中国的支持将为这一倡议注入关键动力。近期的双边合作成果——包括签署《气候合作谅解备忘录》——表明两国政府均意识到深化清洁能源创新合作、提升印度-太平洋地区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性。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气候论坛中的联合行动与话语权，预计将成为双方讨论的重点议题。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在言辞上对气候合作展现出热情与支持，但实际进展却出人意料地缓慢。以绿色金融、清洁技术转让、气候论坛联合主导等广泛倡议为例，即便各方都宣称要推进合作，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成果。2023年领导人年度会议后，阿尔巴尼斯与中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两国将启动“土壤碳检测与气候智能农业实践的技术合作”。这一具体举措看似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但在2024年的联合声明中，两位领导人仍强调要“启动”该项目，足见政治意愿尚未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不仅暴露出政策落实层面的挑战，更暗示双方在具体合作模式、技术标准互认及战略信任深化等方面仍需克服障碍。

这种局面与欧盟如出一辙——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渴望在绿色技术等领域与中国合作，但对中国的深层疑虑依然根深蒂固。作为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冲击本土市场、以及中国在关键技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担忧持续存在。此外，随着美国日益寻求与中国脱钩，澳大利亚参与气候合作的空间也愈发受限。例如，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想获得美国政府的绿色补贴，中国资本或企业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5%。这些外部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澳大利亚在战略平衡上面临的挑战，使得澳中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对中国的普遍疑虑、对现有经济依存关系的清醒认知，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寻求平衡的复杂处境，使得澳大利亚至今仅在名义层面与中国开展气候领域合作，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尽管存在这些根本性、潜在性问题，气候变化仍是两国面临的关键挑战，且具备互利合作的潜力。因此，在即将到来的访问中，气候问题很可能仍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主要议程项目。

3 战略和安全问题

尽管面临美国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仍在努力平衡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与核心战略盟友（美国）之间的关系。阿尔巴尼斯政府秉持“在可合作领域开展合作、在存分歧领域明确立场、始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原则，而安全议题始终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摩擦点。近期中国在塔斯曼海举行的实弹军事演习尤其引发澳方高度关注——虽然演习在法理层面无可指摘，但由于其地理位置靠近澳大利亚领海且对澳新航线造成实际干扰，已引发堪培拉方面的强烈反应。分析认为，中方或将主动在会谈中提及此事，以期落实两国总理《2024年联合声明》中的相关共识，通过建立更高层级的军事透明度机制和完善危机管控渠道来化解潜在风险。

网络安全作为中澳关系中的长期敏感议题，其复杂性源于技术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属性。自2016年起，澳大利亚在应对混合威胁的实践中，多次将具有高技术特征的网络活动与中国建立关联——2024年澳大利亚信号局（ASD）就曾公开披露某组织的可疑网络行为。这类事件本质上属于专业技术领域，却往往因战略互信的缺失而被政治化解读。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安全已成为澳大利亚在多边场合及闭门会谈中的核心关切，这与其“2030年成为全球网络安全领导者”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该议题的处理方式将直接影响双边关系的韧性发展。

与此同时，中方或许会在本次访问中就澳大利亚参与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表达关切，特别是澳英美安全协议（AUKUS）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安排。中方长期对这些机制的战略定位持保留态度，认为其可能影响地区力量平衡。鉴于当前美国正就AUKUS协议展开内部审查，中方或将借此契机向阿尔巴尼斯阐述相关立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属于中国长期坚持的态度，因此具体议题可能不会被特别提及。

关于台湾海峡和南海局势，尽管中澳在部分问题上立场存在差异，但预计不会成为本轮高层对话的主要内容。澳大利亚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此同时，澳方也与台湾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非官方经济与文化交流，并持续表达对地区和平稳定的支持。除非访问前相关局势出现重大变动，台海问题大概率不会成为阿尔巴尼斯此行的重点。

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虽非直接当事方，但它坚持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政府始终强调应严格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法律框架，并认可所谓的“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南海议题在中澳双边关系中并非结构性矛盾，而是集中反映了双方在国际法治原则适用、区域治理模式等深层次问题上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源于两国对当代国际秩序演变的不同战略视角。

达尔文港租约问题可能成为此次会谈的潜在议题之一。2015年特恩布尔政府批准将这一战略港口租予中国岚桥集团的决定，在澳大利亚国内持续引发争议，舆论普遍质疑关键基础设施控制权的外移。尽管2023年政府基于独立安全评估报告维持了现有租约，阿尔巴尼斯总理却在近期北领地竞选活动中作出“推动港口回归澳大利亚控制”的表态。这一看似矛盾的政策取向，既反映了澳大利亚国内日益强化的经济主权意识，也凸显了政府在战略自主与务实合作之间的平衡困境。分析人士指出，该表态可能具有选举政治考量，其政策实质性转变尚待验证。鉴于该议题涉及中澳投资协定与战略互信等敏感层面，双方若就此展开讨论，或将采取审慎的试探性沟通方式。

03 从稳定到韧性：重新思考双边关系框架

过去，澳中关系常被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中：要么稳定繁荣，要么紧张对立。然而在当下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真正成熟的双边关系不可能再与这种说法一致。

在今天，即便是在冲突时期，能否建立处理矛盾和维持双边利益的机制，成为判断“成熟”双边关系的标志。在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复杂性面前，避免所有冲突已不现实。追求绝对共识或彻底平顺的路径，不仅难以实现，也不再是“成熟”关系的衡量标准。

与莫里森政府偏重价值导向的对华政策不同，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华架构更为务实，标志着澳大利亚的外交思路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的建设性互动。通过制度化的高层会晤机制、稳健的沟通渠道与更加紧密的人文联系，双边关系能够逐步走向更加成熟且富有弹性的状态。这一转变体现出一种更务实和更有弹性的外交理念，其核心不是掩盖分歧，而是承认分歧的常态性，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与危机应对机制。这也确保了面对未来复杂的挑战时，双边关系不会因冲突而崩塌，反而具备了自我调节与持续发展的能力。

因此，问题已不再是如何让中澳关系保持顺畅，而是如何让双方关系具备承受冲击的强度。如果双方能够真正秉持这一原则，本次访问或将成为澳中关系迈入更持久、更平衡、更成熟阶段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