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

Bommasani, Rishi, Sanjeev Arora, Jennifer Chayes, Yejin Choi, 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 Li Fei-Fei, Daniel E. Ho et al. “Advancing science-and evidence-based AI policy.” Science 389, no. 6759 (2025): 459-461.

前言：我们需要“科学的AI政策”

2025年7月31日，《Science》杂志刊登了一篇由斯坦福、普林斯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的专家联合撰写的政策评论文章——《推动以科学与证据为基础的AI政策》（Advancing science- and evidence-based AI policy）。文章并未重复常见的伦理呼吁或技术焦虑，而是提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核心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在用科学证据指导AI政策？面对技术快速演进与制度滞后的普遍矛盾，作者呼吁政策制定者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将政策建立在可信、系统、可验证的证据基础之上，AI 才有可能以负责任的方式释放其广泛潜力。

01 政策为何不能“凭感觉”？

近年来，欧盟积极推动AI治理法规的系统化、严格化，而美国前政府则强调“技术主导权”，倾向于更宽松的创新鼓励模式。但无论何种路径，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在科学证据尚未明朗的情形下，政策该如何有效落地？这就是政策领域常见的“证据困境”：行动过早可能造成干预过度甚至错误决策，等待全面证据又可能错失治理窗口期。

历史上，“证据”本身也曾被滥用为拖延政策行动的工具。烟草企业利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延缓控烟政策出台；石油巨头则曾隐瞒气候变化的内部研究，以误导公众和决策者。AI治理同样面临类似挑战：在信息传播、医疗诊断甚至司法援助等领域，如果政策停留于口号或直觉，缺乏明确且可验证的证据支撑，就可能沦为毫无实效的空洞治理。

AI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早已超出传统治理方式所能应对的范围。《Science》文章因此指出：“基于证据的AI政策”不仅意味着使用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更需要政策本身主动推动新证据的产生。这种从被动“用证据”到主动“造证据”的角色转变，也许正是我们应对AI治理难题的最有效路径。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更明确地厘清：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当前又有哪些证据可用？政策又该如何推动这些证据的积累？

02 证据从何而来？三问厘清政策方向

文章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以厘清“证据——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什么样的证据才算可信？我们目前有哪些AI风险的证据？政策如何促进更多证据的生成？

1 证据究竟该如何指导AI政策？

不同领域对“证据”的理解各异：医学强调随机对照试验（RCT），经济学则重视理论模型与数据观测的结合。AI技术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性，不仅涉及计算机科学或工程技术，也关系到信息传播、法律责任、经济公平和伦理问题。因此，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明确“有效的证据标准”，很容易陷入主观判断和随意决策。

作者特别提出一个关键概念，即“边际风险”（marginal risk）。简单说，就是AI技术相比现有的成熟技术可能额外带来的新风险。例如，当我们习惯使用AI聊天工具、自动写作软件时，AI生成的信息可能看似真实，却存在内容虚构或错误，这种“额外风险”正是AI治理的关键关注点。只有精准聚焦这些边际风险，才能真正厘清什么问题是由AI新技术带来的，需要额外关注和治理。

2 目前我们关于AI风险究竟掌握了哪些具体证据？

文章介绍了一份权威的全球报告——由图灵奖获得者Yoshua Bengio领衔编撰的《国际AI安全科学报告》。该报告借鉴联合国IPCC气候报告模式，由全球96位专家独立撰写，依据原创性、影响力和透明性三个标准，系统整理AI领域的风险证据。报告将AI风险划分为三类：

• 恶意使用风险：例如利用AI伪造语音进行诈骗、辅助设计生物武器；

• 系统故障风险：例如AI模型在医疗或招聘中产生偏见、生成错误信息；
• 系统性社会风险：例如AI对劳动市场造成规模性失业，对版权保护造成冲击。

报告指出，目前诈骗、侵犯隐私、内容偏见等风险已有较明确的证据；但AI对就业市场冲击、助力生物武器等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这种不确定性表明政策制定者不能盲目等待，而应积极推动证据的积累与深化。

3 政策该如何反向促进证据生成？

面对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并存的AI现实，政策制定不能只是被动等待科学共识，而应主动推动证据生成。文章强调应建立一个“评估——反馈——透明——修正”的制度闭环：政策实施后及时进行科学评估并反馈风险信息，再向公众透明披露，最终不断调整政策措施。

例如，在AI模型的风险管理中，可以要求企业公开透明的安全测试数据，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制定标准化的AI事故通报制度。这种设计可以确保政策本身成为不断产生和积累真实证据的机制，让AI治理建立在扎实、可验证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观判断。

03 六个机制推动政策与证据良性互动

如何让政策本身变成科学证据的生成引擎？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文章提出了六条具体的策略建议：

1 第一，AI模型发布前的严格风险评估

AI开发者发布新模型前，应主动进行风险测试，并引入可信的独立机构复核结果，以确保评估客观、公正。

2 第二，安全机制与治理信息的透明共享

企业不应仅向政府部门披露AI安全与治理信息，还需通过立法或行业标准，向公众和学术界公开安全框架与风险评估结果，强化公众监督。

3 第三，部署后的社会影响监测体系

借鉴网络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建立“AI事故通报平台”，明确事故报告标准、责任主体及响应机构，及时追踪和应对AI广泛应用后的潜在社会风险。

4 第四，为独立研究提供法律保护的“安全港”

当前AI平台多禁止第三方越权测试。文章建议设立明确的法律保护机制，为独立研究者提供安全港，鼓励风险研究，推动更多证据发现与反馈。

5 第五，优先实施有实证支持的风险干预措施

AI治理不只局限于技术本身，应针对具体风险有效干预。如AI生物武器风险需加强生物材料供应链管理；防范AI网络攻击应注重软件安全和网络供应商责任。

6 第六，建立全球性的AI科学共识机制

目前AI社区对风险评估与治理策略尚无共识。作者建议借鉴联合国IPCC模式，由国际机构牵头建立开放、独立的全球“AI科学共识平台”，为政策提供长期稳定的科学依据。

04 结语：AI治理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共同举证”

在AI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当下，这篇文章最核心的启示是：治理人工智能不应停留在伦理呼吁或模糊的原则宣示，而必须从根本上依靠科学证据。证据不再只是政策的附属或旁观者，它本身应成为AI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科学的真正力量，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是要帮助我们理性地管理和界定技术发展的边界。当AI技术变得越强大、影响力越广泛，我们越需要真实、透明、可验证的科学证据来引导决策、规避风险。

未来的AI治理，不再是少数专家或机构的任务，而需要政府、企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协力参与。唯有建立一种开放且持续的“共同举证”机制，让证据与政策相互推动、彼此检验，才能真正实现对人工智能负责任、可持续的治理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