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WAIC Academic 2026, 

https://www.worldaic.com.cn

引言

7月16日，WAIC开幕前夕，29国代表在上海签署《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它初步勾勒出一个总部设于上海的政府间组织框架——即完整的理事会、常设秘书处、一国一票、经费来源与分摊机制以及标准协调与能力建设等关键架构­­。

然而，签字仅是多边机制建构的起点。根据协定，文本仍需各国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并在第三份文书交存后方可生效。直至大会闭幕，首任秘书长尚未产生，首年预算亦未公开，秘书处仍处于筹建阶段。

这种“法理已成、实体未启”的真空期，恰恰折射出本届WAIC一重要的治理信号：一个尚未运转的组织，为何能撬动全球AI治理议程？其关键在于，该机制正在尝试将长期分散在倡议、培训和发展项目中的能力建设，同模型、算力和基础设施放入同一套组织安排。全球AI治理的关注范围随之扩展：最强模型如何受约束仍然重要，技术由谁提供、成本由谁承担、接受方能否长期掌控系统，也开始进入议程中心。

一、风险治理之外的缺口

过去数年，全球 AI 治理的主流议程高度聚焦于对“前沿模型”及其开发者的安全约束。布莱切利园与首尔峰会集中讨论前沿风险和安全测试，G7广岛进程提出开发者行为准则，欧盟则通过人工智能法建立风险分级和市场规则。此阶段的治理工具主要旨在解决技术高度集中后的负外部性，在尝试回答“我们该如何为强大却黑箱化的系统划定安全与权利边界”这一底线问题。

然而，仅靠“划定边界”无法填平数字鸿沟。对于许多不具备前沿模型开发能力的国家而言，治理的首要难题并非“如何监管最强模型”，而是“能否获得基础能力”——这涵盖了稳定的算力底座、本地化语料、云基础设施以及工程人才。模型由谁供给、基础设施由谁建设、技术堆栈的控制权归属于谁，这些问题正在重新定义全球AI秩序。

“能力政治”（Politics of Capacity）由此成为全球AI治理中突出的新权力问题。技术能力的非对称分布，直接决定了权力的非对称结构：它不仅关乎哪些国家能参与规则制定，哪些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既定标准与接口，更决定了技术掌控方在设定合作议程时的筹码。

尽管“能力建设”早已散见于联合国、巴黎AI行动峰会以及东盟、非盟的政策声明中，但以往的倡议普遍呈现碎片化，即偏重抽象原则或零星培训。本届WAIC尝试通过契约化的条约框架，将模型、算力、行业应用与标准协调进行深度绑定。全球AI治理的范式，正借此从单纯的“风险管控”，链接到“能力再分配”的全新维度。

二、能力供给的制度化尝试

这套能力供给沿着组织、技术和项目三条线展开。

7月16日签署的《协定》在勾勒出总部设于上海的组织骨架外，将供需对接、规则与标准协调、开源生态乃至与联合国机制的对接，一并升格为条约约束下的法定职能。WAIC 在世界范围内的角色，正从传统的“产业展示平台”与“年度交流论坛”，转型为国际合作机制的实体孵化器。

尽管这一制度安排仍处于法理签署与实体落地的交叠期，后续能否形成稳定的项目执行与规则协调能力，取决于各签署国政治意志与财政资源的持续注入，但其背后的技术与落地支撑已初具雏形。

开源生态与技术扩散，构成了这套合作框架的底座支撑。Hugging Face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已占据过去一年平台下载量的 41%，以Deepseek、Qwen为代表的模型在性价比、开源许可、本地化部署及多语种适配上展现出强劲吸引力。这表明，从企业、模型到平台层面的自发实践，正被系统性地整合进国家层面的多边合作议程。

而在应用层，培训、基础设施与专项项目的落地，则让“能力建设”脱离了虚化的概念演练。无论是“五年提供5000个培训名额”；还是“妈祖—吉布提2.0”完成交付，面向30个国家的推广则是未来五年的目标，均表明技术供给正穿透会场，进入具体的公共服务场景。

这种将模型、算力、人才、项目与制度接口集成的供给组合，兼具公共产品供给、技术生态扩张与市场开拓的多重属性。全球 AI 的大国博弈因此开辟了第二战场：竞争的焦点从“谁拥有最强模型”，拓展至“谁能以更低成本、更高可部署性与可持续的方式，将AI能力转化为广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三、开放能否带来自主

“开放”绝非一个扁平或单一的概念。

对技术接收方而言，真正的自主性呈现出明确的梯度结构，至少划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是模型权重的可获取性，其二是本地或私有云的可部署性，其三是独立完成系统维护、更新与安全评测的可掌控性，其四则是迁移系统、重新训练模型并更换供应商的可替换性。其中，前两个层级主要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而后两个层级才真正触及对技术的长期控制权。当前绝大多数多边合作项目仍停留在“可获取”与“可部署”的初级阶段，距离实现“可维护”与“可替换”的高阶自主尚有明显差距。

不可否认，开放权重所带来的制度与经济收益十分具体。它不仅能显著削减授权或许可调用费用，降低对单一闭源 API 的结构性依赖；还为本地化微调、系统行为审计以及多语种开发预留了合规与二次开发空间。尤其是对于政务、医疗和金融等数据敏感部门而言，因普遍对将数据传输至境外云端持审慎态度，本地部署具备极强的现实吸引力；而对于本地语言资源匮乏、行业需求高度具体的国家，开放模型也为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调整与适配余地。

然而，“模型权重可下载”与“整套技术链条已被本地掌握”并不等价。从技术堆栈来看，模型的推理与训练依然高度绑定于芯片、硬件适配、数据中心、稳定电力供应及冷却系统等物理基础设施；在模型上线后，系统的生命周期运转同样离不开持续的安全补丁、性能评测、工程团队支撑与版本迭代。此外，接口规范、开发工具链及技术标准亦可能被少数供应商深度垄断。

这意味着，原先集中于 API 入口的控制权与依赖先进关系，并未随着开源而消失，而是沿着芯片、云服务、运维合同及模型更新的底层链条重新分布并向下沉淀。

因此，技术自主实际上是一组动态的持续能力：它取决于本地团队能否独立排查故障，能否根据本国治理需求调整模型，能否完全保留数据与接口的主权，以及在价格、政策或供应环境发生波动时，能否平滑迁移至另一套替代系统。开放权重虽扩大了初期的选择空间，却无法单独补齐整套能力闭环。真正完整的技术自主，终究取决于数据、芯片、云基础设施、人才储备、运维能力、采购选择权以及退出机制的综合建构。

“妈祖”气象预警方案在吉布提的落地，恰好将这种治理张力带入了一个极其具体的公共场景。

此前吉布提已接收1.0版本并投入实际运行，本届WAIC期间又完成了2.0版本的升级交付。由于气象预警直接关乎生命安全与国家公共治理，此类垂直领域的深度应用象征着AI国际合作正在跨越展台演示阶段，真正切入真实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项目完成形式上的交付之后，决定其制度性质的，往往是系列更为具体的底层问题：本地气象部门能否独立完成故障排查？后续模型的迭代升级由谁主导决策？敏感数据能否切实保留在本地？硬件维修与算力消耗费用由谁最终承担？在外部团队逐步减少技术支持后，系统是否仍具备自主运行能力？如果这些核心能力能够在合作中逐步向当地机构转移，该项目将转化为接收国长期能力积累的一部分；反之，若关键环节持续高度依赖单一供应方，最初的“低成本引入”便极有可能伴随长期的“高成本维护与隐性锁定”。

归根结底，衡量技术普惠的真正标准，在于外部支持撤出后接收国所拥有的持续运行和自主调整能力。系统的免费下载与首日启动仅构成了合作的表层起点；唯有当外部团队减少参与时，接收国依然具备独立运行、技术改造与无缝替换系统的实质能力，技术自主的空间才算得到真正拓展。否则，所谓的“能力合作”，充其量只是重新置换了技术依赖所隐蔽潜伏的位置，并未改变治理权力的非对称本质。

四、全球南方的多向选择

“全球南方”概念在本届 WAIC 获得了突出的政治地位，但这一统一标签所掩盖的内部异质性，甚至超越了其表面呈现的共性。缺乏算力、技术与人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瓶颈，但在合作对象选择、制度框架设计以及本土核心利益裁量上，各国的战略取向呈现出清晰的分化。

印度尼西亚的抉择构成了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鲜明例证。作为29个签署国之一，印尼在签署《协定》的同时，公开强调中美两套AI倡议未必相互冲突。印尼代表在上海提出的需求极其明确：半导体供应链、数据中心建设、技术转移、本地语言大模型适配、可负担的融资渠道，以及中小企业与公共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对印尼而言，WAICO是拓展资源和政策弹性的务实渠道，其核心考量始终是具体的产业发展，并不带有排他性的阵营色彩。

泰国则展示了参与合作同时保留制度自主的路径。虽然泰国总理亲赴大会并对中方倡议表达欢迎，但泰国并未出现在29个创始签署国名单中。在具体的议题讨论中，泰方重点聚焦于数据隐私、人格尊严、跨国电信诈骗治理以及监管沙盒设计；同时，东盟自身也在持续推进独立的AI治理指南、安全网络以及中小企业路线图。参与中国主导的合作项目，并未影响东南亚国家继续经营并巩固区域自有的规则平台，体现出多边参与与制度自主并行不悖的策略逻辑。

印度的立场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南方”内部的战略分化。印度并未加入WAICO协定，而是在2026年新德里峰会上另行提出了涵盖资源民主化、可信 AI、前沿科研与人力资本的治理议程，并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技术与供应链合作。

围绕算力、人才和基础设施的合作，如今同时出现在中美、联合国和区域机制中。各国因此拥有了更多组合选择。印度、印尼等国游走于不同大国倡议之间，正是要借助这种竞争态势，为本国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非洲国家关注的焦点则更加深入合作机制的内部权责划分。尽管本地语言适配、农业、医疗、技能培训以及数据主权等领域高度依赖外部资源注入，但项目签约数量与培训名额仅构成了合作的物理起点。决定合作含金量的关键环节在于：非洲本土机构能否主持专业工作组并切入预算分配决策，项目生成的数据与知识产权归属于谁，以及本地技术团队能否实现系统的独立运维与更新。“一国一票”确立了平等的法理席位，至于这种话语权有多少含金量，最终要看秘书处的人事安排、项目采购标准以及资金如何划拨。

综合上述国家的多元选择可以看出，WAIC的制度化尝试，首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合作渠道增量与议价空间扩张。在阵营界限依然保持弹性的窗口期，各国正依据本国的产业基础、监管关切与外交路线组合配置不同资源。全球南方国家也借由这场治理博弈，正逐步摆脱单纯“技术援助接收方”的被动角色，转而成为重塑合作条件、制度接口与长期掌控权的积极谈判者。

五、从条约签署到组织运行

29国代表签署《协定》，使WAIC进一步超出年度论坛与产业展会的传统角色。一个拥有上海总部、理事会与常设秘书处，并拟承担项目撮合与标准协调职能的政府间机制，首次获得了较为完备的国际条约框架。这一进展为建立一个专门面向AI合作的政府间机制搭起了条约框架，也为中国统筹多边规则协调确立了正式的制度依托。

在接下来的机制建设周期中，数个关键维度的实质进展将直接决定该组织的履职成效与多边协调能力：

批准进度：签署国国内法定批准程序的推进速度与最终履约覆盖面；

代表性结构：首任秘书长及秘书处核心团队的国别构成与专业背景；

资源配置：首期启动资金的筹措来源及其在具体项目上的投向分布；

南方视角：来自“全球南方”的科研与治理机构能否切实主导专业工作组并参与核心预算决策；

透明度建设：项目采购流程、知识产权归属以及成效评估机制的公开透明程度；

标准对接：该组织拟定的技术标准能否顺利进入并嵌入ISO、IEC、ITU等现行国际标准化程序。

唯有当这些细节逐一得到制度化落实，条约文本中关于“一国一票”、能力建设与标准协调的抽象原则，才能真正转化为常态化的治理效能。

就目前而言，本届大会已成功释放出强烈的多边外交信号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曝光，同时也为部分产业与项目合作奠定了初步契机。然而，该组织能否切实重塑全球 AI 领域的技术路径选择、资金流向以及规则制定主导权，仍有赖于后续批准进度、预算落实、人事安排、项目交付以及标准采纳情况的综合检验。

参会规模与签约数字会随时间淡去，到下一届大会召开时，这些实体机制的履职情况，将记录下本届 WAIC 真正的治理成果与制度遗产。

结语

WAIC并未替代联合国或美欧主导的治理框架，但其扩大了治理的考量范畴：在模型安全、企业责任与权利保护之外，算力、数据、人才、基础设施及应用落地被同步纳入核心博弈。规则制定权依然关键，但谁能交付技术、承担成本并设定合作条件，将直接影响未来的AI版图。

这为中国整合开源生态、产业项目与发展合作开辟了接口。欧美面临的现实课题，则是能否在坚持可信与合规的同时，提供具备性价比和部署可持续性的替代方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合作选项与议价空间固然有所增多，但芯片、云端、运维及标准带来的隐性依赖，也会同步计入其长远的技术账本。

面向下一届 WAIC，参会规模和发布清单能反映的信息十分有限。协定履约进程、资金投向、工作组主持权，以及接受国能否实现系统自主运维，这些实质动作将检验本届大会能否在外交动员之后，建立起真正常态运转的能力合作机制。

撰写｜陈沛羽 林成丰 王家正

排版｜孙承祥

审核｜智库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