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行动表面上依然是人们熟悉的中东冲突图景：空袭、导弹、防空拦截、定点清除，火光、爆炸和警报一次次占据新闻画面。但如果只把这些行动看作一轮又一轮的火力交换，恐怕还是把问题看浅了。

这场冲突正在显出另一副面孔。它当然仍然关乎打击，关乎压制，关乎摧毁对方的关键能力。但比起“谁打得更远、更准、更狠”，更值得警惕的，是一场围绕“控制”展开的较量。

打击当然还在继续，目标也依旧明确—压制伊朗的核能力，削弱其指挥体系，动摇战略支撑节点。但在今天，战争的意图已经不只是摧毁几个设施、清除几个据点那么直接。比摧毁更深一层的，是让对手失去节奏；比打击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是一点点削弱一个国家维持秩序、作出判断和组织应对的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战场早就不只存在于天空和地面。网络攻击、情报渗透、信息操控、舆论塑造，乃至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正在越来越深地卷入这场冲突。导弹瞄准的是看得见的目标，而信息战影响的，却往往是那些看不见、却真正支撑国家运转的部分：通信系统、数据链路、社会情绪、决策效率，乃至公众对局势的感知和信心。

信息战之所以值得格外关注，也正在于此。它不只是现代战争的附属品，而越来越成为理解当代冲突如何展开、如何升级、又如何改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把钥匙。

01

哈梅内伊的科技观孕育了什么？

自霍梅尼之后，阿里·哈梅内伊时期形成的科技观，本质上是一套将科技发展、国家独立、政权安全与伊斯兰政治合法性结合起来的治理思路。 在他的框架下，科技并不只是推动经济增长或改善民生的中性工具，而被赋予了更强的战略含义，即服务于抵抗制裁、维护主权、强化国防和支撑国家长期竞争力。

也正因如此，过去几十年里，伊朗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扩张、科研体系建设、军工研发和科技产业化，逐步形成了较强的国家动员能力，也积累起一定程度的自主技术基础。应当说，这套科技观确实帮助伊朗在长期受压的环境中维持了基本的科技推进能力，也塑造了一种在外部打击面前强调自立和韧性的国家意识。

但随着科技越来越深地嵌入安全治理、集中决策和“抵抗”逻辑之中，它所承载的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权力运转和风险控制的体系内部。到了这场冲突中，这条路径的两面性开始变得格外明显：一方面，它帮助伊朗维持了战时控制、信息收缩和组织动员的基本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其信息系统、指挥链路和技术资源在高强度技术对抗中更容易被识别、被压制，甚至被放大其原本就存在的脆弱之处。

图片来源：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美联社/图片联盟

如果只是把哈梅内伊的科技观看成一种保守的宗教叙事，其实并不准确。他并不是一个单纯排斥现代科技的宗教领袖，恰恰相反，哈梅内伊一直在努力为科技发展赋予伊斯兰意义上的正当性，并试图把科技放到国家独立、经济韧性、国防安全乃至外交突围的关键位置上去理解。这样的思路，使得伊朗在长期制裁之下依然维持了较快的教育扩张。高校数量、在校生规模、识字率、科研机构和科技园区都有明显增长，这说明这套观念确实发挥了国家动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让科技不再只是单纯的经济工具，而成为国家尊严和自主性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长期承受外部压制的国家来说，这种意义建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整合作用。

但问题也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科技被赋予过于强烈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它就很难再只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而会逐渐变成一套服从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体系。在哈梅内伊时代，科技被要求服务于国家崛起、抵抗经济、核能力建设、外交突围和国防安全。这样的定位当然有其现实逻辑，但它也会带来一个直接后果：科技发展的评价标准，容易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积累，转向国家安全和政治忠诚的外部要求。

而科技一旦长期被纳入这种高压目标之中，就会形成很强的路径依赖。短期来看，它有利于集中资源、推动突破；可从更长的时间看，却可能压缩科研体系自身的纠错能力。一个技术体系，如果更重要的任务是证明国家意志，而不是接受开放竞争和独立检验，那么它在和平时期看上去或许高效，但一旦进入战争或高强度对抗，就可能暴露出信息更新不足、组织反馈迟缓，以及技术判断过于受制于政治预设的问题。

尽管以色列空袭了集会地点附近的区域，但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仍在继续。

图为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参加圣城日集会。

图片来源：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哈梅内伊科技观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国家主导”。这种路径在很多时候的确是有效的。伊朗政府长期通过制度设计、预算倾斜、科技园建设、卓越中心扶持、人才激励和科技外交等方式，推动全国科技能力提升。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这条路并不特殊，很多时候甚至是不得不走的路。问题在于，国家主导一旦缺少足够的社会自主空间，以及必要的跨系统冗余，最后往往会形成一种过于集中的科技组织模式。

它的优势很明显，就是能够集中资源、快速推进；但它的脆弱性也同样明显，一旦关键节点承压，整条链条就很容易被一起拖住。尤其在今天这种技术对抗的环境下，外部打击瞄准的早已不只是看得见的物理设施，而是感知、通信、协调和应急处置所构成的整套国家回路。一个高度依赖国家主导和行政协调的科技体系，在面对网络压制、平台干扰、数据中断和多点同步打击时，往往更容易出现局部失灵向整体失灵传导的风险。也就是说，伊朗的科技能力越深地嵌入国家权力中枢，平时越有利于集中动员，战时也就越容易成为被精确识别和定向压制的目标。

在哈梅内伊的科技观里，科技与“抵抗”始终绑得很紧。这种绑定增强了伊朗的战略韧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技术体系与外部世界的正常连接。需要看到的是，哈梅内伊并不完全排斥科技外交，他并不拒绝对外合作，也欢迎科学家访问伊朗、推进某些国际交流，这说明他的思路并不是彻底封闭的。但从整体逻辑上看，科技仍然被视作对抗制裁、摆脱依附、争取独立和维持安全的重要支柱。这样的理解，确实强化了伊朗的自主研发意识，也帮助伊朗在不利环境中保住了一部分关键能力。

只是与此同时，伊朗的科技合作更容易受到安全顾虑的筛选，知识流动虽然没有被彻底阻断，却常常带着很强的国家任务色彩。时间一长，这种结构可能会让某些重点领域推进得很快，却在更广泛的基础科研生态、国际协作网络和知识自由流通上逐渐显出局限。这样的体系并不是不能创新，只是它的创新更偏向问题导向、生存导向，而不是一种开放积累式的创新。等到高强度对抗真正到来，这种差别就会变得格外明显。因为现代技术战比拼的，从来不只是某项能力有没有，而更在于整个系统的数据更新速度、接口兼容性、横向协同能力，以及社会层面的信息韧性。

无可厚非的是，哈梅内伊科技观中最有力量的一面是它始终把教育、人才和科技崛起紧紧连在一起。这确实是伊朗过去几十年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大学扩张、识字率提升、卓越中心建设、科研出版物增长，都说明伊朗并不是一个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换句话说，伊朗并不缺人才，也不缺重视科技的政治话语。哈梅内伊的科技观在动员人才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在释放人才的分布式创新能力方面，未必同样充分。

因此，这套科技观在塑造国家能力的同时，也把科技体系更深地嵌入了安全国家、集中治理和抵抗逻辑之中。这种嵌入在平时能够增强意志、凝聚资源、推动突破，但到了战时，也会放大一些原本就存在的风险。比如，它让伊朗更能承受制裁，也让伊朗更难真正融入开放型技术秩序；再者，它让国家机器更容易调动科研和教育资源，也让关键科技节点更容易成为外部打击的重点目标，从而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场现况。

02

技术战如何撬开伊朗的弱点

美以此次军事行动的关键之处，不只是火力更强，而是它能够把伊朗长期积累的制度性脆弱点迅速识别出来，并通过数据处理、网络渗透和舆论操控，将这些潜在弱点转化为可被持续放大的现实冲击。

此前我们提到，哈梅内伊的科技观在塑造国家能力的同时，也让科技体系更深地嵌入了安全国家、集中治理和“抵抗”逻辑之中。而当下的冲突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这种嵌入结构在高强度技术战争中的另一面。美军依托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把情报识别、目标筛选和优先级排序，整合进一个高速运转的数据闭环之中。

3月1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公开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美方选择打击伊朗目标的重要工具。按多家媒体披露的信息，在这次“史诗怒火”行动中，美以都使用了由帕兰蒂尔（Palantir）构建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该系统接入了Anthropic公司的克劳德（Claude）模型，能够从卫星图像、监控系统以及其他情报渠道汇集的大量数据中，帮助分析潜在目标，并对打击顺序进行实时排序。换言之，人工智能军事化的运用在大量地改变人判断形成的速度、节奏和方式。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技术的意义，已经不再只是给某一种武器“加一点准头”，而是把原本分散、庞杂、来不及处理的情报资源，压缩成一个可以高速运转的作战流程。据报道，在行动开始后的头24小时内，美军便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按这个速度计算，几乎相当于每小时处理42个目标。在这样的作战节奏下，从信息汇总、目标识别到火力协同和战损评估，许多原本需要层层消化的环节，已经被压缩进近乎连续运转的自动化链条之中。在这样的密度下，袭击目标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呈现出自动生成的特征。

技术战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让打击更快、更准，而是能够把对手体系中的关键连接点提前暴露出来，然后集中施压。过去几十年，伊朗依靠国家主导形成了较强的科技、军工和治理能力，这套体系在和平时期表现为较强的集中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但到了战时，它也更容易被当成一个可以识别、可以切割、也可以定向压制的整体系统来处理。随着网络攻击、平台渗透和舆论操作同步展开，军事行动的触角早已不再停留在机场、导弹阵地和军事基地这些传统节点上，而是进一步延伸到通信网络、信息平台以及社会动员系统之中。美以在实施动能打击的同时，也配合展开网络行动，入侵应用程序、干扰政府网站，并削弱通信和传感器网络。它成功地削弱伊朗把分散资源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让国家机器在持续承压的过程中出现协调迟滞、判断失准和回路失灵。

其实，这种模式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此前在加沙方向，以军就已经越来越多地把人工智能嵌入情报分析和目标建议流程之中。比如，以色列信号情报部门（Unit 8200）开发的“福音”（Habsora）系统主要负责识别并建议攻击哈马斯人员可能活动的建筑和设施，而其“薰衣草”（Lavender）系统则被编程用于识别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疑似成员，为定点清除提供筛选依据。此外，“爸爸在哪”（Where’s Daddy）系统通过追踪目标手机信号来监视其行踪，从而帮助锁定最合适的打击窗口。以色列方面曾强调，这些系统只是帮助情报分析师审查和分析现有信息，并不是攻击目标的唯一依据，也不会自主决定打击对象。但问题恰恰在于，即便最后按下按钮的依然是人，算法也已经越来越深地参与到“该看见谁、先处理谁、何时出手”的判断过程之中。它未必替代决策，却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塑造决策。

放到伊朗身上看，这样的变化尤其危险。因为一旦技术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目标的识别、排序和联动施压，那么伊朗原本潜藏在体系内部的那些问题—过度集中、反馈迟缓、系统耦合过深、横向协调不足—就不再只是平时可以被掩盖的隐患，而会迅速变成战时最先承压的断点。最高领袖的陨落，也恰恰证明了集中体制的脆弱性。

在军事行动之外，围绕伊朗政治核心层的消息，也迅速成了信息战的一部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遇害的消息最早由以色列方面在3月17日对外放出；当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声明和社交媒体表态中称，拉里贾尼与巴斯基指挥官格拉姆礼萨·苏莱曼尼已被“清除”。伊朗并未立即确认，而是先通过迈赫尔通讯社等渠道发布了他写给海军阵亡人员的手写悼词，试图表明他仍然在世，直到3月18日凌晨才正式证实其死讯。

在高强度冲突里，这种信息的发布节奏直接关系到谁来定义事件性质、谁来主导舆论首波印象。以色列先发声，实际是在抢占“斩首成功”的叙事高地；伊朗延后确认、先放出手写悼词，则是在争取缓冲时间，一边压低“指挥中枢已失序”的外部印象，一边避免让对手在第一时间坐实“定点斩首”的信息战效果。

与此同时，关于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消息，也在同样的逻辑中被迅速卷入舆论战。关于穆杰塔巴赴俄罗斯接受治疗的说法在3月17日迅速扩散。当日，伊朗驻俄大使贾拉利公开否认，称相关说法是“一种新的心理战”，并强调伊朗领导人“没有必要逃离或躲进地堡”。这类传闻之所以有传播力，并不完全因为它们足够可信，而是因为它们既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伤情和露面缺失的猜疑，也顺手把“最高领袖是否还能履职”变成了一个被不断放大的问号。

类似的情况此前也出现过。围绕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遭袭身亡”的消息，3月1日已有媒体转引相关说法对外传播；但到3月3日，Iran International 又援引消息人士称，内贾德并未身亡，只是在遭遇暗杀企图后被转移至安全地点。随后，社交平台上还出现了用旧视频“证明他仍然活着”的二次传播。到这个时候，政治人物的安危更多指代的已经不只是新闻事实，而是权力稳定性。每一次“他是不是还活着”的争论，背后牵动的，都是外界对伊朗内部指挥链是否完整、政权中心是否仍然能够正常运转的判断。

本次冲突中人工智能制作的虚假视频。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冲突爆发后，伊朗国内的信息管控迅速收紧，互联网连接率明显下降，部分社交媒体遭到封锁，卫星电视信号也受到干扰，公众接触外部信息的渠道被大幅压缩。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媒体重新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官方报道高频聚焦己方导弹反击、敌方设施受损和美军人员伤亡，同时反复强调平民遇袭，以此强化民族动员，维持社会凝聚。既然外部力量正试图借助信息流动放大失序感，德黑兰自然更倾向于通过压缩信息空间，来维持国家回路的封闭性与可控性。但问题也在于，这种做法固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阻断部分渗透，却很难真正消除不安，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中的不确定感，让民众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更难形成稳定判断。

03

谁在塑造战争印象

无论是BadeSaba宗教日历应用被入侵，还是官方新闻网站遭到篡改，这些行动的意义真正指向的是国家系统的组织可信度，即让公众开始怀疑，局势是不是已经脱离掌控，国家机器是不是正在失去应有的稳定性。一旦这种怀疑在全球叙事场中被不断强化，甚至被固定下来，它就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对局势的理解，进而影响它们的立场选择。技术在这里更像是一种叙事的放大器：每一次断网、每一次平台瘫痪、每一次信息异常，都会被迅速拼接进一个关于“系统正在崩溃”的故事之中。

而美国针对米纳布学校爆炸案的危机处理，则更清楚地暴露出另一种强盗叙事逻辑。造成近200名师生遇难的惨剧发生后，美方最初试图推卸责任，随后又将其定性为“失误”（当然，这也是美国一贯的政治损害控制应对机制）。把一次致命袭击归入“错误”或“失误”的范畴，表面上看是在承认问题，实际上却是在既定事实之中植入一种免责逻辑：通过掌握定性的权力，来尽可能削弱事件本身的政治冲击力。这样一来，原本触目惊心的平民伤亡，就被重新包装成一个可以被技术化解释的偏差，一个发生在高速作战系统中的“不幸例外”。

米纳布惨案本身，也揭示了人工智能介入战场之后可能带来的另一层风险。这类误击在本质上是高速目标循环中多重数据误差叠加后的结果。学校位于革命卫队设施旧址附近，历史卫星数据中，这一区域曾经具有明确的军事属性。在一个追求极速、批量化打击的体系里，人工智能会依据历史数据对相关区域进行高置信度标记，并将其持续推送进攻击序列。如果地面情报的更新速度跟不上算法调用和目标生成的速度，那么一个早已转为民用的区域，就仍可能被系统视作高价值目标。在每小时处理上百项决策的高压环境下，人类操作员很难对每一个高置信度提示进行跨时代的实地复核，最终导致了这种因数据滞后引发的悲剧。

图片来源：伊朗新闻中心/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人工智能最危险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常常能用一种看似清晰、有序的判断感，遮住数据本身早已陈旧甚至失真的风险。传统情报分析因为材料来源分散、线索彼此矛盾，反而往往会保留出一定的怀疑空间，提醒决策者不要过早下结论。但现代大模型不同，它擅长把大量碎片化信息整合成一幅连贯、完整、似乎毫无破绽的作战图景，并由此给指挥系统提供一种近乎“可靠”的决策安全感。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在技术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像一道可计算的数学题，但在政治与道义的归责上变成了一连串难以追溯、彼此推诿的技术环节，也在事实层面弱化了问责的可能性。

04

结语

过去几十年，在高压制裁和外部孤立的夹缝中，伊朗还是把科技教育、军工研发、科研组织和人才培养一点点推了上去，并且在不少领域攒出了相当可观的自主能力。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哈梅内伊一直试图在伊斯兰神权政治框架内，为科技发展找到一套说得通、站得住、也足以动员全国的意义系统。科学在这里既被视作可以被宗教容纳和引导的力量，也被赋予了更重的国家使命：关乎独立，关乎自立，关乎安全，也关乎一个国家在外部挤压之下还能不能挺直腰杆。也正因为如此，伊朗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科技能力，是一笔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国家资产。

只是这场冲突也把另一个问题推到了台前。今天的战争，检验一个国家科技能力的方式，已经和过去很不一样了。能不能造出装备，能不能突破技术，仍然固然重要；可到了高强度打击真正落下来的时候，更要紧的往往是感知是否还灵敏，通信是否还通畅，决策是否还稳定，信息还能不能被迅速整理、核实和重新分发。

说到底，真正见分晓的，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把多年积累下来的科技成果，转化成一种经得住冲击的韧性。伊朗这些年在教育扩张、科研投入和科技民族主义动员上的成绩并不算小，可当战争进入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网络渗透、平台干扰和认知博弈彼此叠加的新阶段，光有技术积累，已经很难撑起全部局面。科技与国家安全、集中治理捆得越紧，平时越容易形成集中动员的优势，战时承受的压力往往也越直接。信息封闭、反馈偏慢、系统咬合得太深，这些问题一到高压环境里，就会变得格外显眼。

而这场战争也彰显了信息能力正在变成科技能力里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那部分。威胁能不能被迅速识别，数据能不能及时更新，信息能不能被核实，通信能不能维持，这些因素对一个国家承压能力的影响，很多时候已经不亚于导弹、雷达和装备本身。伊朗选择通过互联网封锁、媒体控制和内部维稳来压低外部渗透，说明它并非没有警觉。只是这种应对方式也有它自己的代价。信息空间收得越紧，外部噪音或许能暂时被挡在外面，内部的不安却未必会一起消退。很多时候，焦虑并不是因为信息太多，而是因为人们手里能确认的东西太少。技术当然能增强国家能力，可一旦信息开始失衡，国家能力也会在这种失衡里被一点点消耗掉。

作者｜朱政宇 陆逸沛（技术治理研究中心）

排版｜谢霄曈

审核｜陆逸沛